企业创新柔性组态路径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创新柔性对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柔性受到学界关注。现有文献侧重研究单个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净效应,鲜有分析多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协同效应。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网络能力和知识共创两个层面的5个变量对企业创新柔性的联动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网络愿景、网络构建、网络管理、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均不是构成企业高、非高创新柔性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前因条件对创新柔性的解释力较弱,说明影响企业创新柔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存在3条提升企业创新柔性的路径,即资源获取型、发展—管理型和单一型;导致企业非高创新柔性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创新柔性路径影响因素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研究不仅能丰富创新柔性相关理论,还可为企业提升创新柔性提供思路借鉴。     

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将创业政策分为顶层设计、进入壁垒、舆论宣传、金融体系、资金支持、教育培训、服务咨询、税收激励和基础设施九个维度,通过文本分析将创业政策量化,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路径。依据创业政策的四个核心维度(顶层设计、舆论宣传、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将创业政策促进城市创业的路径分为实干型、宣传型、资源节省型和全面型四种,并说明了各类路径适用城市的特点,为不同城市的创业政策设计和投入提供了建议。     

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路径——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尽管不少研究关注到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动因,大部分只是关注某个因素对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影响,未分析各种因素的组合对于合作的影响,忽视了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往往是不同维度组合通过多种因果路径等效作用的结果。文章以上汽集团作为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动因的代表性本土企业,分析知识势差、综合实力差异、相互依赖程度和往年合作关系等因素对合作的交互作用,识别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路径。     

人力资本制度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br#

基于中国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理论,以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了六项人力资本制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联合效应及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任何单一制度都不是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构成充分条件,只有多项制度的组合才能有效提高创新绩效。我国存在五种引致高创新绩效的人力资本制度路径,这五种路径可以进一步归类为金融本位模式、创新者本位模式和绩效维持模式。金融本位模式中,发达的人力资本信用制度客观上保护了超常型默示知识,部分替代了产权制度和定价制度的功能;创新者本位模式中,保障制度、产权制度、定价制度三者间存在互补关系;绩效维持模式中,培育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产权制度的缺失,但由于人才流失而难以持续。本文补充和发展了中国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理论,并为各地政府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战略变革模式选择——基于战略三角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制造企业面临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囿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难以指导管理者实现有效的战略变革。鉴于此,立足战略三角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政府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过往绩效、控股股东性质、市场竞争度与战略变革幅度6项条件对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变革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应依据组织要素特征选择战略变革模式。4种组态能够引致高创新绩效：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国企宜实施回避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民企应实施妥洽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国企宜实施转向式战略变革;非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企业应进行复兴式战略变革。     

企业关键主体二元网络关系对其能力进阶的影响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选择企业关键主体的二元网络关系为契入点,以31位艺术家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影响能力进阶的二元网络关系与关系特征组态。结果表明:个体角色网络关系和组织角色网络关系是取得能力进阶的核心必要条件;二元网络关系可实现网络关系背景下的双元创新,是构建企业关键主体和组织能力进阶的创新路径。     

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商业模式创新是制造企业转型的重要路径。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是一个复杂系统,相关研究尚未饱和。基于内、外驱动视角,加入企业社会网络和企业组织学习两个过程驱动因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剖析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组态,发现存在顺势而为型、运筹帷幄型和高瞻远瞩型3类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通过分析每一种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中的典型企业,为制造企业探索和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启示。     

不同视角下制度创新路径的比较——一个关于制度创新路径的文献综述

制度创新路径就是新制度的形成路径,即制度供给方式。原有制度创新理论在制度创新路径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导致了制度供给方式的单一性。对于制度创新路径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某一个层面,而应该从多个视角去审视。从制度创新主体、制度创新方式、制度创新背景、制度创新速度等多个视角去分析,无疑会拓展制度创新路径,增加制度供给方式。     

企业创新倾向、吸收能力与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 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吸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行业技术环境和企业双元创新倾向,提出跨界技术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实现机制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使用fsQCA对107个上市公司跨界技术并购案例进行构型研究。结果发现,在高创新绩效构型中,主并企业创新倾向与吸收能力不同维度间存在差异化匹配关系;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技术基础广度和吸收转化投入强度对于创新绩效提高相对重要;丰富的外部技术资源更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研究结论拓展了吸收能力理论,丰富了跨界技术并购领域实证证据,可为不同特征企业制定跨界技术并购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大城市跨域合作创新形成机制差异分析

利用三大城市跨域合作专利数据,从知识流动角度分析发现：在知识流入网络中,深圳市是主要流入区;在知识流出网络中,北京市是主要流出区;在知识交流网络中,北京跨域合作创新最多,并且这3种知识交流模式都体现出非“地理邻近性”特征。进一步采用“稀有事件”模型实证回归发现,北京、上海、深圳跨域合作创新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①三大城市跨域合作创新形成都依赖“制度邻近性”,但是,上海市创新网络较为综合,既体现“地理邻近性”也体现“制度邻近性”;②三大城市合作创新形成机制存在差异,其与城市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密切相关。上海参与合作创新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跨域合作创新的市场特征更为明显,合作创新的形成主要依赖非正式“制度邻近性”。深圳市参与合作创新的主体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倾向于通过正式“制度邻近性”的方式将核心技术锁定在企业内部。北京市跨域合作创新的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主要依赖“隶属关系”和“过往合作经验”,创新网络较为封闭和稳定。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及模式

通过收集2001-2014年浙江、广东两省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数据,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整合性分析,最终发现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5种主要驱动模式。此外,研究还表明,企业跨国并购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不同,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应着重考虑外部因素,减少外部阻碍。     

制度环境、开放式创新与资源型企业转型

面对产能过剩与基础薄弱的双重约束,创新驱动资源型企业转型势在必行。资源型企业是否有意愿通过开放式创新实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以2012—2016年中国沪深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开放式创新对资源型企业转型的直接影响及其交互作用。运用Stata13.1实证回归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开放式创新均能促进资源型企业行业内转型,但对跨行业边界转型的影响不显著;制度环境与开放式创新的交互作用能促进资源型企业行业内转型,同样对跨行业边界转型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建立健全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促进资源型企业积极开展开放式创新,从而成功实现行业内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产业政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测评研究——以光伏和人工智能上市公司为例

产业政策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工具,影响着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基于中国大陆A股82家光伏上市公司、52家人工智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清晰集QCA方法,从选择水平、激励水平和介入水平3个维度探索产业政策与其它因素共同引致高/低层次商业模式创新的组合方式。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不同属性水平的作用路径不同;高层次和低层次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并非简单的对称关系,也不是单一条件就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需要依赖不同条件之间的组合;产业政策不同属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最后,通过设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标准,为优化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提供可行思路。     

经济环境、环境规制类型与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科研主体的实证分析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经济集聚、区域开放、研发主体构成、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为前因条件,评估2011-2018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情况。结果显示,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是由前因因素组合决定的,引致高绩效的路径不唯一;经济集聚、区域开放是产生高绩效的重要条件。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与研发主体构成密切相关,在公共研究机构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作用显著;在企业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而市场型规制总体上不利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理论,同时,为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共生视角下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组态路径研究

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载体,受到学界和实业界广泛关注。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主张不同,资源配置与协同合作方式也不同,导致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依据共生理论主体—网络—环境研究框架,构建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路径组态模型。以7家核心企业及创新合作伙伴为案例分析对象,采用fsQCA方法探究两类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两类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各有2条,核心条件不同,条件之间的匹配关系也不同。第二,两类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具有通用型特征,受主体创新能力、创新网络嵌入与数字环境3个层面耦合作用的影响。第三,无论是技术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创新能力均作为必要条件出现,成为价值共创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价值主张异质性视角探究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路径差异,有利于深化对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理解与认知,为企业基于不同价值主张实施价值共创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选择——中国内地28省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明显“悖论”,高校科技成果产出丰富但转化率低。基于《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内地28省市数据,基于界面理论,运用fsQCA方法探讨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路径。研究表明：R&D全时人员和R&D项目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科技中介服务费、R&D全时人员和R&D项目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条件;存在4条不同路径可以支撑高校较好地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其中,网络资源中的“合作研究网络”与技术支撑中的“高校软设施”两个前提变量存在相互替代关系。最后,对不同区域高校在现有条件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一个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近年来,微创新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是相关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整合创新生态系统3个层面六大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18个微创新案例为样本,探讨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企业微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企业高微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3条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即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用户驱动型、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与用户参与驱动型,以及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组织学习与领先用户驱动型。此外,非高微创新驱动路径仅有一条,且与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机会识别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微创新的3个组态及非高微创新一个组态中,说明机会识别能力对企业微创新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