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柔性组态路径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创新柔性对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柔性受到学界关注。现有文献侧重研究单个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净效应,鲜有分析多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协同效应。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网络能力和知识共创两个层面的5个变量对企业创新柔性的联动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网络愿景、网络构建、网络管理、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均不是构成企业高、非高创新柔性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前因条件对创新柔性的解释力较弱,说明影响企业创新柔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存在3条提升企业创新柔性的路径,即资源获取型、发展—管理型和单一型;导致企业非高创新柔性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创新柔性路径影响因素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研究不仅能丰富创新柔性相关理论,还可为企业提升创新柔性提供思路借鉴。     

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将创业政策分为顶层设计、进入壁垒、舆论宣传、金融体系、资金支持、教育培训、服务咨询、税收激励和基础设施九个维度,通过文本分析将创业政策量化,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路径。依据创业政策的四个核心维度(顶层设计、舆论宣传、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将创业政策促进城市创业的路径分为实干型、宣传型、资源节省型和全面型四种,并说明了各类路径适用城市的特点,为不同城市的创业政策设计和投入提供了建议。     

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路径——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尽管不少研究关注到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动因,大部分只是关注某个因素对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影响,未分析各种因素的组合对于合作的影响,忽视了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往往是不同维度组合通过多种因果路径等效作用的结果。文章以上汽集团作为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动因的代表性本土企业,分析知识势差、综合实力差异、相互依赖程度和往年合作关系等因素对合作的交互作用,识别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路径。     

人力资本制度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br#

基于中国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理论,以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了六项人力资本制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联合效应及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任何单一制度都不是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构成充分条件,只有多项制度的组合才能有效提高创新绩效。我国存在五种引致高创新绩效的人力资本制度路径,这五种路径可以进一步归类为金融本位模式、创新者本位模式和绩效维持模式。金融本位模式中,发达的人力资本信用制度客观上保护了超常型默示知识,部分替代了产权制度和定价制度的功能;创新者本位模式中,保障制度、产权制度、定价制度三者间存在互补关系;绩效维持模式中,培育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产权制度的缺失,但由于人才流失而难以持续。本文补充和发展了中国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理论,并为各地政府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战略变革模式选择——基于战略三角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制造企业面临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囿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难以指导管理者实现有效的战略变革。鉴于此,立足战略三角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政府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过往绩效、控股股东性质、市场竞争度与战略变革幅度6项条件对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变革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应依据组织要素特征选择战略变革模式。4种组态能够引致高创新绩效：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国企宜实施回避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民企应实施妥洽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国企宜实施转向式战略变革;非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企业应进行复兴式战略变革。     

企业关键主体二元网络关系对其能力进阶的影响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选择企业关键主体的二元网络关系为契入点,以31位艺术家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影响能力进阶的二元网络关系与关系特征组态。结果表明:个体角色网络关系和组织角色网络关系是取得能力进阶的核心必要条件;二元网络关系可实现网络关系背景下的双元创新,是构建企业关键主体和组织能力进阶的创新路径。     

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商业模式创新是制造企业转型的重要路径。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是一个复杂系统,相关研究尚未饱和。基于内、外驱动视角,加入企业社会网络和企业组织学习两个过程驱动因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剖析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组态,发现存在顺势而为型、运筹帷幄型和高瞻远瞩型3类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通过分析每一种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中的典型企业,为制造企业探索和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启示。     

不同视角下制度创新路径的比较——一个关于制度创新路径的文献综述

制度创新路径就是新制度的形成路径,即制度供给方式。原有制度创新理论在制度创新路径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导致了制度供给方式的单一性。对于制度创新路径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某一个层面,而应该从多个视角去审视。从制度创新主体、制度创新方式、制度创新背景、制度创新速度等多个视角去分析,无疑会拓展制度创新路径,增加制度供给方式。     

企业创新倾向、吸收能力与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 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吸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行业技术环境和企业双元创新倾向，提出跨界技术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实现机制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使用fsQCA对107个上市公司跨界技术并购案例进行构型研究。结果发现，在高创新绩效构型中，主并企业创新倾向与吸收能力不同维度间存在差异化匹配关系；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技术基础广度和吸收转化投入强度对于创新绩效提高相对重要；丰富的外部技术资源更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研究结论拓展了吸收能力理论，丰富了跨界技术并购领域实证证据，可为不同特征企业制定跨界技术并购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网络嵌入、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网络嵌入、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但以往研究忽视了网络嵌入与动态能力各构成维度间不同组合对创新绩效的复杂性影响。因此,基于组态视角和集合论思想,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以220家中国企业为样本,从企业外部网络嵌入和内部动态能力培育两个层面,探讨网络嵌入和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多重组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路径包括网络嵌入—能力促进型、双元能力推动型、网络嵌入—能力冲突型和创新能力缺失弥补型4种构型,且网络嵌入三维度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什么样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 ——基于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科技人才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优化科技人才宏观生态环境进而打造科技人才集聚高地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探究宏观生态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基于人才生态系统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样本,分析多重因素构成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结果表明：文化教育是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存在4条提升科技人才集聚的有效路径,即科技创新主导型、科技创新主导下的宜居文教驱动型、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主导下的经济科创驱动型、公共服务主导下的文教驱动型;存在6条阻碍科技人才集聚的路径,且与提升科技人才集聚路径之间属于非对称关系。     

开放式创新视阈下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价值网络演进路径研究

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领导者,明晰核心企业在开放式创新情境下的价值网络演进路径,对系统内各主体企业获取互补性资源,进而促进系统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意义重大,但现有相关文献鲜见。基于扎根理论,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4家样本企业进行分析,聚焦知识、资源和技术等创新要素,探究核心企业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价值网络演进路径并构建相关模型。结果发现,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在构建“线—面—体”价值网络过程中,一般采取资源简构、资源拼凑和资源整合等模式获取所需资源,并通过能力强化、能力重构和能力拓展等方式增强其巩固知识、资源及技术的能力。结论不仅丰富了特定背景下价值网络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而且可为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通过优化创新路径实现高效创新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依据。     

经济环境、环境规制类型与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科研主体的实证分析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经济集聚、区域开放、研发主体构成、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为前因条件,评估2011-2018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情况。结果显示,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是由前因因素组合决定的,引致高绩效的路径不唯一;经济集聚、区域开放是产生高绩效的重要条件。省域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绩效与研发主体构成密切相关,在公共研究机构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作用显著;在企业占主导的省域,命令型规制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而市场型规制总体上不利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理论,同时,为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节能环保企业是节能环保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上海89家企业数据为基础,就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节能环保企业对开放式创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同时具有促进效应和替代效应,外部知识互动提升了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也可能导致外部技术依赖;开放式创新在技术开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上的影响存在差异,节能环保企业应结合不同创新阶段和企业自身特征有效开展外部创新合作;开放式创新需建立在企业内部创新投入的基础之上,节能环保企业应重视内部创新投入与外部技术消化吸收,实现内外部创新要素叠加。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投入。构建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单一科技金融投入并不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科技金融投入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6个组态,其中两个组态以“财政科技投入+银行贷款”为核心条件,4个组态以“创业投资+科技资本市场融资”为核心条件,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存在多种实现方式。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路径,可为各省合理配置科技金融投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