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担保物权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

农民贷款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主要原凶在于农民的主要不动产如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还不能作为捐保物.本文分析了现行法律法规对农村担保物权的限制,提出了推动农村担保物权制度改革的法律建议.     

担保物权制度对信贷创新影响效果的观察与思考

本文认为我国担保物权制度的确立、完善、实施进程表明,担保物权制度已融入经济金融生活,调节与规范经济金融的作用日益显现,不仅对银行信贷创新与投入意义重大,物权实现环境也有明显改善。同时,物权在实现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与障碍也是必须重视与研究的。     

论我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

我国的担保物权制度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零乱到系统的发展过程。《物权法》的颁布,将担保物权制度从涵盖了保证、定金等内容的《担保法》中分离出来,完成了物权法的体系化,是我国担保物权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物权法》的规定并不完善,我国的担保物权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从担保物权制度角度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创新

本文选择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息息相关的担保制度为视角,在分析当前担保体系下银行信贷创新遭遇的制度障碍基础上,重点围绕《物权法》确立的担保物权制度及其对商业银行信贷创新的效应和挑战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实际提出了进一步贯彻《物权法》、推动商业银行信贷创新的政策建议。     

担保物权制度变革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分析

担保制度对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具有特殊意义。与《担保法》相比,《物权法》对担保物权制度作了很大变革,将对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积极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应防范行使时限、重复抵押、抵押物异议等风险。     

《物权法》与动产担保物权制度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是规范我国民事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该法在研究起草和审议的过程中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物权法》中的担保物权制度与金融发展关系密切,它的颁布实施将对我国的经济金融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担保物权制度偏重于     

新担保物权制度对金融业的积极影响

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所确立的新担保物权制度完善了担保物权,修正了执行机制,势必在保护金融资产、拓宽金融资源、维护金融交易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必将为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完善担保物权制度 促进经济发展

担保物权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民事法律制度。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在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中，首先对担保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95年，我国制定了《担保法》，实施十几年来，对于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统一动产担保物权登记制度探索

本文深入分析了担保物权公示原则的特殊性,揭示了动产担保物权公示的价值基础、公示效力与征信活动的内在联系.建议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作为单一的动产担保物权的登记机关,建立全国统一的动产担保物权登记公示系统.同时,将融资租赁纳入非典型性担保物权范畴,并完善善意取得制度.     

中国城际高铁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城际高铁开通对公司产品质量保证动机产生的外生变化来考察其如何影响公司的商业信用供给决策。高铁开通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交易量,不仅可以降低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促使公司提高产品质量,削弱了公司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提供商业信用的动机。借助高铁开通在时间和空间上错列发生的特征,构建准自然实验情境,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使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约3.51%。研究发现,交易量提高是高铁开通减少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较高和产品质量保证需求较低的公司,高铁开通导致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更多。本文研究为商业信用供给的产品质量保证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以及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高铁开通为背景研究了经济地理重构对工业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会通过竞争逃避效应、创新溢出(虹吸)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从企业和城市—行业层面变量影响当地企业创新水平。通过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这一正向影响存在空间维度的“U型”曲线关系,距离创新中心相对更远的企业受到正向影响更大。行业层面异质性检验表明,接近技术前沿和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获得更大正向效应。本文揭示了高铁建设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体系的一种微观机制。     

美国高龄劳动者就业保障制度及其镜鉴

美国高龄劳动者就业保障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就业促进制度、禁止歧视制度、解雇保护制度、退休福利制度等。在构建和完善高龄劳动者就业保障制度时,美国一直在寻求“张”与“驰”之间的衡平,具体表现为高龄劳动者就业保障上的“张”与青年劳动者就业保障上的“驰”、立法保障上的“张”与司法保障上的“驰”以及劳动法保障上的“张”与社会保障法保障上的“驰”。借鉴美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宜从制度环境、制度依据、制度框架三个方面建立健全我国高龄劳动者就业保障制度。     

如何提升授信审批在信贷结构调整中的战略价值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我省提出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总行提出的加快经营转型都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加快信贷结构调整,使信贷结构更好地与宏观经济政策和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全行资产负债结构相匹配。在国家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周期和银行信贷政策调整过程中,授信审批工作如何从突出信贷结构调整的战略高度,结合信贷结构调整中面临的问题不断优化客户、产品、行业、期限、收益结构,并在审批理念、审批体制机制、审批服务、审批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授信审批的战略价值,保障其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此,本文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     

改革开放后中国信贷市场的二元变迁路径分析

本文通过信贷扩张分析,表明我国信贷弹性波动较大、信贷密度增长较快、信贷深度显著增强;把信贷市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将1997年命名为中国信贷市场"二元转化年".从信贷集权与分权角度深入探讨了信贷市场变迁动力,明确提出了金融能量守恒的定律;通过计量模型证明二元信贷与二元经济高度相关.本文建议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市场,开创金融机构的"蓝海战略",创新多种信贷产品,强化信贷有效竞争.     

西方发达国家信用立法及其借鉴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西方国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信用制度和信用法律体系,成为国家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本文具体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信用立法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认为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健全,应在充分考虑现有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信用立法的经验,着力做好培育诚信文化、强力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信用立法和大力发展信用中介机构等工作。     

对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思考

《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将银行业监管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基础的绿色信贷对国内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城商行短期利益的调整,股东价值最大化发展理念的冲突,城商行在风险管理体系、组织管理体系上的不足将成为制约绿色信贷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适应"绿色发展"的理念是城商行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的重要推动力;提前规划、优化组织管理体系、研发设计特色信贷产品、加强外部合作是城商行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的重要措施。     

消费者投诉冲击与保险公司业绩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保险监管的目标之一,也是保险市场健康发展与成熟的标志。本文以中国保险监管部门开通首个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作为外生政策变量,利用2009-2018年中国163家保险公司数据设计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的外部监督职能及其对保险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险消费者投诉热线的开通显著降低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更差的保险公司业绩;佣金激励水平越高,保险消费者投诉冲击对消费权益保护水平更差的保险公司业绩的负向影响越显著;区分人身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后发现,保险消费者投诉冲击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更差的财产保险公司业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消费者权益与保险公司治理理论,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实践和保险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贵州省两种农户信用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

目前贵州省有两种模式推进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一种是农村信用社根据其业务需要推动建立的农信社模式;另一种是兴仁模式,由人民银行为主导搭建所有涉农金融机构可以共享的平台,多方参与,并且增强政府社会管理功能。本文在兴仁县随机抽取100位农户作为样本,通过两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验证结果显示,样本农户在两种模式下的信用评价结果相似,兴仁模式是适用于涉农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控制的统一模式。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