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例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从政策的动态效应上看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该政策促进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     

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研究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债券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主体的绿色创新水平,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且发行绿色债券对二者的促进作用均具有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应不受企业产权性质和固有技术水平的影响,但相比于重污染行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利用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效率更高。路径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     

末端治理还是绿色转型?--绿色信贷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限制其扩张落后产能的功能,还有支持其绿色转型的功能。然而,当前对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行业企业落后产能扩张方面,对绿色信贷是否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角度探讨了绿色信贷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水平,但对其末端治理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资金投向的“引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更显著。增加借款规模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无法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改善借款期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发现为全面理解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是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信贷如何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我国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重污染企业改善环境绩效，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种正向影响是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实现的，并非是缩减生产规模的结果。进一步对绿色信贷政策改善环境绩效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对企业提升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选择环境战略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融资约束还是转型激励？——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构建实验样本,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结果发现：绿色信贷形成的融资约束抑制了TFP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大于投资价值和研发投入对TFP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特别是加强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融资支持,通过约束与激励相结合以更好地提升企业TFP。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绿色信贷政策会恶化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以来，其政策效果备受关注，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刺激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心理，他们会通过进行盈余管理来追逐绿色信贷资金，从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重污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导致重污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同时，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两职合一的企业以及雇佣一般审计机构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通过加重企业融资约束这一渠道，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据此，只有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并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绿色信贷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论文以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异质性检验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全要素生产率、国有、大规模、资本密集型、高固定资产占比和西部地区企业的投融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改进的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更好,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负面影响更小。论文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改进提供了新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助推器。本文以原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39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率,但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效率,最终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实践证据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研究,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并以2011—2019年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二是融资约束在政府绿色补贴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间发挥中介效应.三是在内部自我约束上,政府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外部环境约束上,政策效果则在中度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在加强绿色补贴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的异质性,为绿色投资创造更为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充分发挥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对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与效果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评述,发现学者主要从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治理、商业银行经营、企业债务融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和优化作用;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地区差异显著;对于商业银行经营同时产生正面和负面效应,需要政府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对于企业的债务融资和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且具有异质性.     

绿色信贷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其过度投资问题;（2）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的方式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债权治理,缓解代理问题和迫使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政策效果在国企与民企、是否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约束与高污染企业估值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的价值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以及每股股利在其中发挥了调节效应。上述结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高污染企业和低现金流量企业的样本中，政策影响的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融资替代的存在，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将有所削弱。因此，必须重视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负面影响，从而为高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绿色投资者发挥作用吗？——来自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和提高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对绿色行动的促进作用在弱环保意识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企业绿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弱环保意识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较高绿色支出和绿色治理绩效的企业,越可能获得绿色投资者的认同;除绿色支出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之外,绿色行动和绿色治理绩效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文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绿色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考察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作用机理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呈递增的时间趋势.     

ESG评级能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发展理念”中深刻阐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现实看,传统财务决策和内部治理框架下,企业绿色发展内生驱动力不足,无法充分实现绿色转型的要求。近期,ESG披露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中被明确要求,关于评级披露能否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662家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ESG评级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并重点考察了不同污染程度、不同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信息透明度企业的异质性。从结果看,ESG评级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ESG评级与绿色转型的关系起抑制作用,而研发投入则起促进作用;重污染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和低信息透明度企业的ESG评级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完善ESG评级制度与体系、制定绿色转型差异化政策、减弱融资约束影响力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