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数字化情境下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组态效应研究——基于TOE框架的fsQCA分析

在颇具挑战性的数字化时代,用户成为企业获取持续创新优势的重要源泉,如何激发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成为企业创新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TOE框架,采用fsQCA方法,分析数字技术应用、产品技术创新、组织职能协调、用户创新能力、同侪竞争效应和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组态效应及相互关系。通过对93家用户参与产品创新企业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存在市场驱动型、驱动市场型和数字驱动型3种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条件组态,具有多重并发性,遵循殊途同归原则;在企业开展用户参与产品创新过程中,用户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应用两个前因条件相对重要;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条件组态与非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条件组态存在因果非对称性。     

制度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如何驱动不同模式创业

创新创业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组态视角，整合管制、认知和规范3个制度环境层面前因条件，以及能力感知、机会识别和失败恐惧3个创业认知层面前因条件，以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5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影响不同创业模式的多重并发条件与因果复杂机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创业模式差异及创业模式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生存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制度环境缺失的能力驱动型模式、规范制度主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和制度环境缺失的风险承担型模式3种。第二，机会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规范制度缺失的创业认知型模式、规范制度引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认知制度支持的创业认知型模式和管制制度保障的能力机会型模式4种。其中，机会识别是驱动机会型创业的关键条件，管制、认知和规范三维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推动高机会识别群体选择机会型创业。第三，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以生存型创业为主，部分国家推动机会型创业；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同时发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高度重视机会型创业。在此基础上，构建路径选择—模式演化—经济体转型研究框架，为推动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演化进而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离职员工为何离职创业，而忽略了对离职创业结果的探究。聚焦于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以华为26个离职创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应用组态思维整合文化情境和个体特征两个层面因素，探究创业机会创新性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研究发现：文化情境与个体特征因素联动匹配影响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实现；影响高-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路径呈现差异性，高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创业自信驱动型、知识能力主导型与个体-组织协同型，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过度自信触发型与创业特质缺乏型。     

CEO变革型领导行为、数字化能力与竞争优势：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和信息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和新的生产要素,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而产生的数字化能力逐渐成为动态能力的重要来源。本文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对数字化能力进行研究,开发并设计企业数字化能力量表,拓展动态能力的来源研究。本文通过对259份中高层管理者与员工的配对数据探讨变革型领导行为、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并讨论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数字化能力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创新分别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数字化运营,及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数字化创新间的关系。本研究从数字化能力视角拓展了动态能力的来源研究,并有效指导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实践。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创业企业的网络联结、TMT团队特征与企业成长：基于fsQCA分析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诱发了创业活动的爆发,数字技术创业企业正快速成为培养发展新动能和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以93家新三板挂牌的数字技术创业企业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来探讨企业网络联结、TMT团队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四种组态路径导致了数字技术创业企业的高财务绩效,其中政治联结、教育背景异质性、行业经验等要素是必要条件;②三种组态路径导致了数字技术创业企业的高商业模式创新,其中商业联结、教育背景异质性是必要条件;研究结果对数字技术创业实践及理论研究均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失败学习与商业模式创新 ——创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从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探索创业情境下失败学习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途径。基于创业机会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引入创业动态能力作为中介机制,构建失败学习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认知-能力-绩效”理论模型。通过对派尼尔环保探索性案例和201份经历过创业失败的创业者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失败学习显著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创业动态能力在失败学习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未调节创业动态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数字创业学习：内涵、研究议题与展望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数据作为第五大新型生产要素，正在推动数字创业实践的潮涌。其中机会是数字创业活动的核心，但数字创业机会建构的过程研究仍然存在空白。在建构主义视角之下，作为能够塑造创业个体认知与组织决策的学习行为，对于推进机会创造有重要作用。本文聚焦于数字创业学习这一构念，通过整合建构主义理论与数字创业的相关研究，探索数字创业主体在机会建构过程中的学习行为。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阐释了数字创业学习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并依循“影响动因—学习行为—机会建构”逻辑，探索性地提出了数字创业学习的相关研究议题。本文认为，特定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认知在塑造数字创业学习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数字创业行动者通过开展“在想中学”的认知学习和“在做中学”的情境学习推进数字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并基于经验学习实现对数字创业机会的适应性迭代。本文旨在进一步揭示数字时代建构主义机会观与学习观的互动关系，丰富创新驱动创业的微观机理研究。     

企业创新柔性组态路径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创新柔性对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柔性受到学界关注。现有文献侧重研究单个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净效应,鲜有分析多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协同效应。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网络能力和知识共创两个层面的5个变量对企业创新柔性的联动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网络愿景、网络构建、网络管理、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均不是构成企业高、非高创新柔性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前因条件对创新柔性的解释力较弱,说明影响企业创新柔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存在3条提升企业创新柔性的路径,即资源获取型、发展—管理型和单一型;导致企业非高创新柔性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创新柔性路径影响因素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研究不仅能丰富创新柔性相关理论,还可为企业提升创新柔性提供思路借鉴。     

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战略变革模式选择——基于战略三角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制造企业面临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囿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难以指导管理者实现有效的战略变革。鉴于此,立足战略三角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政府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过往绩效、控股股东性质、市场竞争度与战略变革幅度6项条件对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变革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应依据组织要素特征选择战略变革模式。4种组态能够引致高创新绩效：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国企宜实施回避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民企应实施妥洽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国企宜实施转向式战略变革;非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企业应进行复兴式战略变革。     

社会创业活动驱动机制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利用fsQCA方法,以22个经济体为样本分析个体、制度环境以及文化层面的5个条件联动匹配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机会感知、失败恐惧感、制度环境以及人文导向文化维度无法单独构成高或者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第二,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路径有3种：高人文导向下的环境—能力型、低人文导向下的环境拉动型与环境推拉型。第三,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有两种：低人文导向及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条件下,与其它要素联动匹配;高人文导向文化、低机会感知以及低失败恐惧感条件下,与不同类型制度环境联动匹配。第四,社会创业活跃度影响路径具有非对称性。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及开发——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迈向新阶段，社会网络对科技型初创企业创业者的作用愈加重要。由此，提出一个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ENMC）模型，该模型涉及创业者在规划、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中的角色，通过创业网络质量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与创业机会识别、开发相关。借鉴关系生成、公司网络管理以及社会能力理论，构建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三维结构模型：网络规划能力（NPC）、网络构建能力（NSC）以及网络维持能力（NMC）。最后，实证检验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网络质量在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关系的中介作用，发现相比弱环境动态性，强环境动态性条件下，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通过创业网络质量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影响更大。     

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及开发——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迈向新阶段,社会网络对科技型初创企业创业者的作用愈加重要。由此,提出一个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ENMC）模型,该模型涉及创业者在规划、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中的角色,通过创业网络质量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与创业机会识别、开发相关。借鉴关系生成、公司网络管理以及社会能力理论,构建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三维结构模型：网络规划能力（NPC）、网络构建能力（NSC）以及网络维持能力（NMC）。最后,实证检验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业网络质量在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关系的中介作用,发现相比弱环境动态性,强环境动态性条件下,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通过创业网络质量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