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对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认为高低收入群体之间数字金融可及性和使用程度的差异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情况,相关部门应促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数字金融使用技能均等化,完善数字金融投资者教育工作,构建多层次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在数字金融中的应用。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数字金融背景下财富管理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居民财富规模持续增加,对优化资产配置提出了新需求。金融风险资产投资逐渐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选择,财富管理业由此迎来发展新机遇。数字金融依托“数字化”“科技化”优势,推动投资向移动化趋势加速演进,在进一步重塑金融业竞争格局的同时,也对金融机构合规经营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金融机构需对不同资产规模的投资者实行差异化投顾服务,实现从产品销售转向客户陪伴,建立多元高效的客户投后管理体系,切实解决将产品收益转化为客户收益的问题,最终构建与资本市场紧密相关的新型财富管理体系,让居民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了吗

2016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金融体系的普惠水平。文章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了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使用2017年CHFS调查数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概率,提高配置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例,此结果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一致。这一影响在城镇地区的家庭和使用第三方支付的家庭中更显著。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是数字金融降低了家庭参与成本、增加了金融可得性和扩宽了信息渠道。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金融行为提供了实证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与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2020年,《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如期收官,我国基本上构建完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在普惠金融的跨越式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数字基础设施、农村三产融合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文章选取2013—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农村三产融合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门槛效应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较为显著,且2013—2015年数字基础设施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低于2016—2021年。基于此,研究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筑牢共同富裕基础;构建多链融合发展新生态,加快推进农村三产融合;打造区域联动发展新格局,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素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借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扩张效应,其中对低层次消费借贷扩张效应更强,金融素养提高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分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主要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数字化程度作用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对“长尾”群体更显著,即对农村和中西部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更强的扩张效应。另外,该扩张效应存在工具门槛及知识门槛,拥有智能手机及高学历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消费借贷。     

数字技术采纳、社会网络拓展与农户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不仅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推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测度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测度区域和国家的总体共同富裕水平,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增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问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对7031份农户样本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刻画,运用O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在更换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估计与PSM匹配等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农户共同富裕,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强度是其主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对低收入组农户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强于高收入组,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发挥着促进增富及共享的分配效应;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浏览信息、休闲娱乐、商务工作和投资理财对农户共同富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商务工作,对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大。可见,应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完善农村数字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提升农户数字技术采纳能力,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收入、生态与农民共富:来自农户的证据

乡村生态振兴对于推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但作用机理并不清晰。文章构建农民收入-要素配置-生态环境的分析线索,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揭示生态振兴赋能农民共富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经济收入对农民幸福感产生倒U型影响。但在拐点来临之前,促进收入增长仍是提升幸福感并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2）收入具有结构性差异。其中,由外出务工获得的非农收入隐含人户分离及情感缺失,对农民家庭幸福产生倒U型影响,农业收入则能够持续地增进幸福感。（3）农业具有生态依赖性。特别地,生态振兴通过促进农地经营规模、农业劳动力供给与农业长期投资进而实现农业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生态环境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并有助于实现全局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文章认为,单纯以非农收入为导向不利于增进农户幸福感,有必要通过生态振兴促进农业经营性增收以诱导他们走向共同富裕。     

南北经济收敛性与共同富裕

区域经济收敛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从而有助于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差距由来已久。当下,从GDP总量的角度来看,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呈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态势。文章利用我国284个地级市(1) 2000-2019年面板数据,探析了南北经济差距演变情况。首先,基于σ收敛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了人均实际GDP演变特征;其次,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了南北经济收敛性,并考察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水平、对外开放和财政支出对南北经济收敛的影响;最后,文章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对我国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收敛性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南北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效应,南方内部经济由收敛演变为不具有显著收敛特征,而北方内部经济差距均呈收敛趋势;(2)适度的人力资本的流动不会导致经济发散,物质资本总体上延缓区域经济收敛速度,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有限,而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对经济收敛速度的影响不稳定;(3)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来看,西北地区的经济表现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东北和西南的小部分区域也需要引起一定的重视。对此文章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中日居民家庭金融理财差异性分析

通货膨胀侵蚀国民财富,居民家庭理财成为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重点。中日两国居民家庭理财差异性巨大,我国居民家庭理财观念滞后、盲目追逐投资热点、理财产品种类总量短缺、结构畸形且收益较低、尚存理财市场监管真空、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事件频发等因素是制约我国居民家庭理财良性循环与发展的要因,强化我国居民家庭理财监管迫在眉睫。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共同富裕

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是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2017年以来正式启动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具有强农富农使命,但其对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尚不明确。文章以“总体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地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使用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力转移就业角度研究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有助于推进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处于经济发展中间水平地区。同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成果共享”效应大于“总体富裕”效应。进一步地,在机制检验方面,文章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提高了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农民群体就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提升了弱势群体收入,从而促进了发展包容性,切实推进了共同富裕。因此,文章提出：加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量扩容,扩大覆盖面,严格考核,切实发挥其包容性发展效应;加快形成省市区联动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为农村共同富裕注入持续动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应注重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依托...     

推崇还是诋毁:财富认同的城乡差异

缩小城乡物质财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心议题。理解城乡居民对财富的认同差异及其根源,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并改善宏观政策的包容性与精准性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对于财富获得更多地表现为推崇,认为已有财富获取主要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城市居民则更倾向于诋毁,认为财富主要来源于社会不公平或个人行为的不道德。究其原因,在于城市的社会复杂性及其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使得城市居民更加怀疑其他人财富获得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平感知的增强能够有效提高人们对财富获得表现为推崇的概率。文章认为,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应保持财富分配的合法性和公平性,警惕信任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进程。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家庭“加杠杆”？——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随着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家庭部门"加杠杆"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上升的解释，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并对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具有长期影响。从数量上看，数字金融发展每增加1%，相应杠杆率将上升0.0058%。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文章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对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杠杆率的提升在有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25-55岁家庭、农村地区家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强化支付便利性和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对家庭杠杆率产生积极影响。文章研究结论对制定"数字中国"战略、理解结构性去杠杆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思考。     

走向共同富裕: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学考察——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及政策优化仿真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推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讨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通过Vensim PLE软件构建成本分担模型,分析不同情景下各地区相关主体的因果反馈关系和未来发展走向。研究发现：（1）在保持各项成本和收益增长率不变情况下,社会和政府每年至多负担4%-6%新增流动人口市民化;（2）为减轻个人、企业等社会主体压力,各项经济成本应一定程度向政府部门倾斜;中央需通过增加财政事权比例,鼓励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3）各区域因自身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异质性面临不同程度财政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可依靠自身财力实施高市民化率,财政缺口较大地区需借助中央支持推行就近城镇化,但中部地区陷入地方自身财力缺乏和中央财政支持不足的两难困境。文章建议从财政开源、财政分担、财政转移等方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并由此缩小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