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城市功能差异与南北经济差距

文章从中心城市增长极作用差异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南北方经济差距扩大的成因和作用机制。理论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南方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及其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北方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则相对较弱,这种南北中心城市极化作用差异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南北中心城市极化作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形成机制的影响,南方地区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主导形成城市,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构成了一个经济有机体;北方地区的城市则更多依靠行政机制向周围吸取资源,形成了一个资源向中心城市单向流动的资源堆。这种不同的城市形成机制塑造了南北中心城市的功能差异,最终导致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基于2008-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南北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极化作用差异,而这种极化作用差异对南北经济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形成机制是影响南北中心城市功能差异和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越是依靠市场机制形成和扩大中心城市的地区,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从而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     

浅析中国南北经济差异

近年来,由于南北区域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营商环境和要素方面的差异,导致我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总值、城市竞争力和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我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即进一步深化公有制经济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南北区域协同,协调区域经济一体发展;进一步深化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90年代区域经济集团化对南北贸易的影响

90年代以来，以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为代表的一批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区域经济集团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经济回归与南北矛盾

本文探讨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按照作者的观点，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因素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力量，经济、科技和综合田径的竞争成为最激烈的竞争，因此，不仅南北的竞争和矛盾加剧，而且北方和南方内部的竞争和矛盾也加剧。     

我国新时代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趋势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南北经济分化加剧,平衡南北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深入考察了我国新时代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变化趋势。文章首先通过偏离-份额法分析得出2015-2020年北方经济趋弱的原因在于其三次产业差异性竞争力均处于劣势地位、失去了第二产业结构性竞争优势;其次,进一步将差异性因素划分为区位性、机制性两方面,选取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检验了区位性-结构性-机制性三大经济影响因素;另外,面向形成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北方区位将迎来发挥优势的契机;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和发展动力转型是北方结构转型的重点;南北平衡发展更亟待制度和战略创新;最后,提出加快北方发展、促进南北均衡的若干对策建议。文章试图为挖掘缩小我国南北经济差距的可能因素提供科学分析框架,期望对平衡南北发展有所助益。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共同富裕：难点挑战和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逐渐步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数字经济是未来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区域发展差距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数字鸿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存在的垄断三个方面展开,探讨我国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路径选择。数字经济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经济社会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只要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发展潜力、抓住经济转型的机会,并且,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理性地选择正确的路径,我们就能够从容地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     

南北型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了成功,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几乎都是...     

论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改革成果令人瞩目。但随着体制转轨，在我国地区、部门、个人等诸多领域，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扩大，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不安。因此，为顺利推进改革，正确...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共同富裕

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是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2017年以来正式启动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具有强农富农使命,但其对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尚不明确。文章以“总体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地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使用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力转移就业角度研究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有助于推进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处于经济发展中间水平地区。同时,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成果共享”效应大于“总体富裕”效应。进一步地,在机制检验方面,文章发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提高了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农民群体就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提升了弱势群体收入,从而促进了发展包容性,切实推进了共同富裕。因此,文章提出：加快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量扩容,扩大覆盖面,严格考核,切实发挥其包容性发展效应;加快形成省市区联动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为农村共同富裕注入持续动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应注重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依托...     

数字金融、家庭财富与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经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创业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是数字金融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3)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使用数字金融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并且老年人、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农业户口群体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能够产生更大的创富作用。总的来说,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数字金融能够在提升家庭财富总体水平的基础上缓解财富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收入、生态与农民共富:来自农户的证据

乡村生态振兴对于推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但作用机理并不清晰。文章构建农民收入-要素配置-生态环境的分析线索,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揭示生态振兴赋能农民共富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经济收入对农民幸福感产生倒U型影响。但在拐点来临之前,促进收入增长仍是提升幸福感并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2）收入具有结构性差异。其中,由外出务工获得的非农收入隐含人户分离及情感缺失,对农民家庭幸福产生倒U型影响,农业收入则能够持续地增进幸福感。（3）农业具有生态依赖性。特别地,生态振兴通过促进农地经营规模、农业劳动力供给与农业长期投资进而实现农业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生态环境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并有助于实现全局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文章认为,单纯以非农收入为导向不利于增进农户幸福感,有必要通过生态振兴促进农业经营性增收以诱导他们走向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采纳、社会网络拓展与农户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不仅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推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测度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测度区域和国家的总体共同富裕水平,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增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问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对7031份农户样本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刻画,运用O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在更换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估计与PSM匹配等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农户共同富裕,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强度是其主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对低收入组农户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强于高收入组,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发挥着促进增富及共享的分配效应;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浏览信息、休闲娱乐、商务工作和投资理财对农户共同富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商务工作,对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大。可见,应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完善农村数字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提升农户数字技术采纳能力,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区域收敛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要素,能否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创新？文章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基本界定后,借助微观大数据构造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2015-2018年中国28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及创新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消除样本选择偏差、选择分位数回归,以及创新性地采用各地级市市长过去修习的专业作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收敛。此外,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发明专利的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创新而非策略创新。文章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也为理性看待数字经济、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实现区域创新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走向共同富裕: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学考察——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及政策优化仿真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推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讨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通过Vensim PLE软件构建成本分担模型,分析不同情景下各地区相关主体的因果反馈关系和未来发展走向。研究发现：（1）在保持各项成本和收益增长率不变情况下,社会和政府每年至多负担4%-6%新增流动人口市民化;（2）为减轻个人、企业等社会主体压力,各项经济成本应一定程度向政府部门倾斜;中央需通过增加财政事权比例,鼓励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3）各区域因自身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异质性面临不同程度财政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可依靠自身财力实施高市民化率,财政缺口较大地区需借助中央支持推行就近城镇化,但中部地区陷入地方自身财力缺乏和中央财政支持不足的两难困境。文章建议从财政开源、财政分担、财政转移等方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并由此缩小城乡差距。     

“雁行模式”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从20世纪60～90年代初期,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产业链条比较完整的"雁行模式",其在东亚各国的经济提升中作用明显。而在当前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经济发展的层次性及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与当年的东亚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所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以借鉴"雁行模式"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吸取其中教训,从而使中国各区域实现较快的次第起飞。     

适应性学习下货币政策规则的收敛性与收敛速度影响因素分析

适应性学习过程是从有限理性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的过程,其收敛性和收敛速度是制约货币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文章先夯实了多种货币政策规则的收敛区域,而后通过在区域内综合比较不同规则的福利损失状况,得到公众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最快的货币政策规则形式,最后探索了影响适应性学习向理性预期均衡收敛速度的原因,结果显示：承诺下预期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较其他规则有更快的收敛速度;而公众的数据搜集能力和利用效率,对货币政策目的和预期效果的了解程度以及适应性学习方法等因素是制约适应性学习收敛速度的关键。     

政府间转移支付与省际经济收敛

本文通过对分税制以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对省际经济收敛作用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转移支付从总体上发挥了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的作用,有助于省际经济收敛,具有正的乘数效应,长期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具有显著均等化作用,而且财力性转移支付明显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税收返还倾向于扩大地区经济的差距。检验结果与目前转移支付的结构变化趋势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