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集聚对内资企业技术提升的积极作用

本文主要对外资集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提升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讨论,认为FDI集聚对技术溢出可以产生包括促进人才引进与流动、促进技术引进与开发、引进更多的创新资本、提供竞争压力和督促当地企业作学习努力等在内的积极作用.     

加快合肥市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对策分析——基于合肥市和南京市服务外包业竞争力的比较

安徽省合肥市已正式成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运用修改后的“钻石模型”对影响舍肥市和南京市服务外包业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因素、需求情况因素、支持型产业因素、产业集聚因素、政府作用因素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合肥市在承接服务外包中的不足,提出要通过采取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训,优化选择招商项目以促进产业升级,培育扶持重点企业以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制定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等措施提升合肥市服务外包业竞争力。     

政府干预、金融集聚与地区技术进步

金融集聚是影响地区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的金融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政府力量的干预。对政府干预影响金融集聚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制约了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可以促进金融集聚发挥正向作用,但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劳动力流动管制和金融抑制三种干预方式的积极影响不同,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未能改善金融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不同渠道的政府干预手段均有滞后性;政府干预并非越多越好,其在中、东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具积极意义,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     

舟山群岛新区企业人才聚集瓶颈及对策

通过对《舟山群岛新区企业人才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深入剖析舟山群岛新区企业人才聚集的瓶颈,提出应从加大企业人才引进集聚力度、加强企业人才培训机制建设、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制定对策,促进舟山群岛新区企业人才集聚,以更好地保障舟山群岛新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重庆特色工业园区与意大利产业区比较与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产业区的小企业集群通过分工协作获得了与大企业相似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意大利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重庆市特色工业园区在产业集聚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重庆经济的发展。与意大利产业区企业集群相比,重庆特色工业园区产业在集聚度、根植性和网络化发展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解放思想,理清思路,调整和创新园区发展模式,优化园区产业集群发展软环境,促进特色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是影响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一种重要环境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采用中国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考察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比专业化集聚更突出;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比多样化集聚更明显,而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应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空间集聚,在制造业集聚中鼓励多样化集聚,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集聚,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及中西部地区引资对策

采用分阶段的数据和系统GMM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存在阶段性差异,表现为:外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的作用增强,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工资负效应、非市场化的阻碍作用减弱,税收优惠作用由正变负,交通基础设施正效应、非国有内资企业的集聚效应消失.据此,中西部地区应积极调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重点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完善上下工夫.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多中心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全球生产链嵌入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揭示了多中心集聚对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影响以及市场一体化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多中心集聚对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在区分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和所有权属性之后，该结论保持稳健。测算结果表明，目前中国较多省份的多中心集聚对全球生产链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发挥。机制分析显示，空间功能分工和技术效率进步是多中心集聚影响企业全球生产链地位的有效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增强多中心集聚带来的全球生产链地位提升效应。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我国出口企业集聚与贸易二元扩张

基于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口贸易二元扩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异质性理论对微观企业二元边际的分解模式,创新性地将企业集聚因素纳入基础模型;运用30个制造业出口企业1999～2007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出口企业不同集聚形式(专业化和多样化)对贸易二元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集聚总体上有利于贸易二元扩张,而集聚专业化经济具有促进内延边际扩张的作用,多样化经济则更加促进外延边际扩张;同时还发现内资出口企业集聚促进外延边际扩张,而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更有利于内延边际扩张。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应加强对出口集聚区的产业引导,发挥集聚经济的地方特色,通过专业化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双重"集聚优势"来赢得我国出口二元边际扩张的双重"贸易优势"。     

集聚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技术差异的视角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框架为基础,从理论上探讨了经济活动集聚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09年的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证实:我国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集聚,显著提高了我国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绩效;分行业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最大;从不同所有制结构样本的估计结果看,外资企业的集聚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最为明显,同时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增加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出口效应的发挥所产生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提升作用最低。     

关于我国机械工业FDI技术转移的思考

机械工业是我国引进FDI最多的行业之一，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该行业仍存在较大技术差距。在引进FDI的过程中，存在多方面因素制约技术进步效应的发挥，既有外商投资主体的因素，也有我国企业及政策的因素。本文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可得出一些参考对策，如合理引导FDI投资方向、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等，以便更有效地利用FDI，使之对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高铁可达性、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集聚

以66个具有高铁客运站点的非中心城市为考察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铁可达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有助于促进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与其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第三,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铁带来的可达性改善能够对当地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产生积极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高铁可达性改善不仅会抑制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同时也会对与该城市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简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青岛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问题研究

近年来,青岛市作为山东省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成为促进青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弥补资金短缺、引进先进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良性发展的因素,针对这些不利因素,本文提出了加快青岛市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转型升级中创新型企业引擎作用发挥路径研究——以泰州实践为样本

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转型升级,是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转型升级的核心推动力是创新驱动力。创新驱动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整个产业和各个企业的创新水平,而最重要的途径则是充分发挥创新型企业的引擎作用。泰州应根据本地实际,发展新兴产业、建立集聚机制、选好引擎模式、强化创新驱动,为发挥创新型企业发挥引擎作用打造产业结构优势、建设共振链条、促进技术溢出、激发内生力量。同时要搞好规划与调控,加大政府扶持与引导力度,提高服务水平,强化法律保护,形成创新型企业引擎作用的良好保障体系。     

二战前日本促进工业自主发展能力快速增强的经验

重视引进欧美的资本主义法制与企业制度,迅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转化性适用,注重实用性教育并继承精工传统,政府重视基础设施与公共投资,对经济实施积极而又适度的干预,是二战前日本促进工业自主发展能力快速增强的主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促进我国工业自主发展能力的增强,有着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