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约环境”到“信用政策”:社会信用文化与创新知识溢出

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非正式制度，信用文化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正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基于中国各地级市的专利被引用数据，从社会信用文化“软”约束的独特视角出发，重点检验了社会信用文化对创新知识溢出的影响机制。实证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阻碍了城市创新知识溢出，不论是个人失信指标还是企业失信指标都验证了这一结论，尤其是在发达的大型城市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下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知识溢出的水平，而把人力资本管理与人才信用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进一步缓解创新知识的外溢“壁垒”;与此同时，考察失信名单公开的“冲击”效应和信用城市试点的“示范”效应，应用DID和DDD的检验方法，证实了信用政策能有效缓解失信对城市创新知识外溢产生的阻碍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建立健全事前甄别和失信惩戒制度，完善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发挥政府诚信示范作用，从而营造优良的创新知识溢出环境具有启示意义。     

外资开放引入的创新虹吸是否依然有效——基于知识产权价值激励的动态检验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驱动下，科学研判外资开放的创新虹吸效应至关重要，亟待破解的问题是如何有效撬动外资引入的创新溢出红利。基于内外技术势差探讨FDI创新虹吸的演化逻辑，阐释知识产权价值激励对FDI创新溢出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外资开放引入的创新虹吸效应并非静态不变，对区域创新发展呈现出边际递减的抑制性影响；借助高强度知识产权价值激励能够有效调节FDI的创新溢出轨迹，以“U”型规律打开外资引入的创新虹吸通道，驱动区域创新发展；知识产权价值激励的调节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创新溢出的撬动更为有效。研究结论为优化外资开放引入与知识产权价值激励的共轨溢出，赋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和路径启示。     

期权“悖论”与“悖论”之解

股票期权制度已经引起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更有人将股票期权制视为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经营行为短期化的最后良方。文章指出 ,期权制固然有极强的激励效应 ,但该制度本身仍有一定的缺陷 ,并受制于特定环境 ,即在一定情况下 ,不仅激励不足 ,甚至被“套住” ,产生激励“悖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空间效应的研究

笔者采取空间计量方法,并结合各地区的制度指标,印证了FDI促进制度变迁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特点.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且呈发散趋势,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在各省域间呈现区域性的特点.     

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基于长江三角洲42个城市2000—2017年面板数据,在对城市群经济格局演变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算与分解。研究发现:尽管长江三角洲GDP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2000—2017年不均衡指数的下降表明扩散效应的显现。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较强稳健性,但不同因素的效应存在差异,特别是间接效应差异更为明显。基于空间计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发现,核心区溢出效应显著大于边缘区,且随着一体化进程推进,溢出效应也出现明显增强;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超过400 km后溢出效应仍然较强的现象,表明一定范围内城市数量增加,有利于有效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增长。     

中国跨境投资的内外双循环溢出效应

揭示并验证双向跨境投资驱动内外双循环的动态溢出效应及其互动影响,对推动高层次全面开放、破解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制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内外双循环机制,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向跨境投资互动溢出模型,以省际面板数据和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在内循环阶段,其他国家对中国跨境投资在高强度情况下能够双向激励国内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在外循环阶段,中国对其他国家跨境投资的外向经济溢出效应逐渐转化为技术溢出效应;内外双循环彼此衔接,强化“走出去”能够撬动并放大“引进来”的内向经济溢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跨境投资有利于逆向释放外循环的多边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对比分析还发现,高强度的双向跨境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内生增长的双轨溢出红利仅在发展中国家有效;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下,沿线国家之间的双向跨境投资有利于获得积极的技术溢出红利。上述结论为击破“中国威胁论”、扩大开放经济影响力、以内外双循环推动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了丰富而有力的实证依据。     

食品安全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的溢出效应异质性研究

食品安全是困扰中国多年的难题,而食品制造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行为是导致这一难题的重要原因。文章以“海天味业”和“双汇发展”两个中国食品制造上市公司为例,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不同食品子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缺失（CSIR）行为的溢出效应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双汇和海天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惩罚,表现为明显的股价下降;CSIR事件的溢出效应是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双汇”事件中竞争效应显著,“海天”事件则是传染效应位居主导。文章进一步发现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会对CSIR事件溢出效应的性质产生影响。     

简政放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与机制检验

本文利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识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绩效,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这种溢出效应方向主要源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大城市对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之间。采用考虑空间效应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生产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绩效的中介机制。因此,新一轮“放管服”改革要充分认识城市间的制度创新溢出效应,以中心城市制度创新供给来降低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外商在华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制度约束的视角

基于制度约束的视角,利用协整理论探讨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在控制了制度变量的影响后,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2)制度的改善有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的发挥。这些结果和转型时期的制度安排有关。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实行了不同的制度,导致企业缺乏学习和创新的激励或条件,禁锢了FDI的技术溢出。同时,诱致制度变迁,引导资源流向更FDI有效率的行业,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应该继续推进和深化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才能为FDI的技术溢出创造必要的市场环境和制度条件。     

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绩效损失何以发生?——制度激励视角的案例研究

文章从制度激励的视角出发,解释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绩效损失的影响因素与机理。文章认为,在项目制与科层制的双重激励下,省级拥有目标建构权、县级追求政绩覆盖、乡镇产生资源依赖,三者综合作用会导致项目发展目标偏离;县级注意力转移、乡镇悬浮型特征和企业非市场行为易引发项目进度目标差距;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偏离发展目标、外部监测评估机构独立性不强、行政系统内部的连带责任使项目监测验收机制失效,消解了其对项目绩效的纠偏功能。研究结论表明,制度激励导致主体间组成“趋荣避损”的非意愿联盟,是项目绩效损失的系统内部原因;制度激励未能吸纳村民参与,导致村民话语权缺失及基层治理脱嵌是引发项目绩效损失的外部因素。     

对建设银行“客户评级覆盖率”指标的思考

建设银行要求除“速贷通”和“低风险业务”外的对公所有客户都必须进行客户评级。评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推翻上调评级问题以及季末突击评级问题。应该通过建立经营条线和风险条线客户评级责任人制度、建立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AB角制度、建立客户评级到期提示制度、建立客户评级提前申报制度、建立客户评级失效与相关员工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制度等措施来完善“客户评级覆盖率”评级指标。     

我国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

独立董事制度自20世纪末引入我国以来,并未带来公司绩效的显著改善,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独立董事制度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并相应提出了若干解决对策,以期对我国构建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有所裨益。     

全球外汇市场溢出效应与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研究

选取2006—2020年全球25种货币的汇率收益率,采用基于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溢出指数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正常状态与极端状态下全球外汇市场溢出效应的差异,并且构建相对溢入溢出指数量化差异程度,探讨极端状态下的人民币国际影响力。研究发现：第一,基于条件均值与条件中位数的溢出指数可以很好地捕捉正常状态下全球外汇市场的溢出效应,而对极端状态下的溢出效应产生误判。第二,相比正常状态,极端状态下全球外汇市场的总溢出水平显著上升,两两货币间的溢出效应大多被低估,并且极端贬值状态下的溢出效应更强。第三,极端状态下,绝大多数货币的溢入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新兴经济体货币上升幅度更大;溢出水平的变化则存在差异,新兴经济体货币表现为大幅上升而多数发达经济体货币则为小幅下降。第四,在两种极端状态下,人民币的方向性溢出水平大幅上升,且溢出水平上升幅度更大,人民币由正常状态下的净接收者转变为极端状态下的净输出者,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宽容失败与企业创新——来自国有企业改革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宽松的制度安排是培育创新的必要条件。本文考察了宽容失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宽容失败对于激励创新的积极作用,并以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各地开展容错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宽容失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容错制度会显著提升试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专利申请,但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实用新型专利上;容错制度主要通过缓解管理者生涯担忧和提升治理能力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容错制度的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中更明显,且能够缓解代理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制约。此外,该制度对民营企业尚未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国资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强化宽容失败的制度安排,营造鼓励创新的宽松环境;要将制度设计有机融入高管考核和公司治理中,推动容错制度在更广泛的企业中落地,提升对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果。     

企业年金:激励功能的退化与激励作用的发挥

企业年金制度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二支柱”。文章试图从企业年金制度能否有效激励员工的角度 ,对近年来制度推广迟缓的原因进行剖析 ,并就此提出了制度发展的相关建议     

论二元财政结构非均衡制度安排及化解路径

中国财政制度安排的显著特征或主要缺陷是城乡“二元”财政结构。其制度安排是“一品两制”及“一纵两横”的非均衡。这种非均衡制度安排，是导致中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不可持续有效供给、“三农”负担沉重、基层财政不可持续、基层治理软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以及农村社会不和谐等诸多问题的根源。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统筹城乡“二元”财政结构入手，研究解决“二元”财政结构下的“一品两制”及“一纵两横”非均衡制度安排问题。     

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溢出还是虹吸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具有外部性,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它邻近城市的影响究竟是比翼齐飞的溢出效应,还是损人利己的虹吸效应?回答该问题对当前“强省会”战略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从收入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角度构建理论模型,采用2011-2019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实证检验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溢出效应显著,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该结论成立;②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南北差距不明显,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东中部地区,中等规模城市的溢出效应明显高于小规模和大规模城市;③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并不能通过分工机制予以解释,而是通过学习机制和共享机制实现。为此,需要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发挥省会城市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原则,构建数字经济错位发展格局;明确省会城市和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定位,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打造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村一品”示范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吗?——基于多时点DID的实证检验

“一村一品”示范政策已成为地方政府推进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一村一品”能有效带动所在村镇农民收入增长,但是否对周边农民增收具有溢出效应尚未明确。本文基于2009-2020年广东省县级面板数据,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评估“一村一品”政策对县域农民的增收效应。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一村一品”认定对县域农民增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但对农业大县和非农业大县农民收入具有异质性影响,对农业大县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增收效应存在一定长期性,对非农业大县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一村一品”认定能显著促进县域农业发展,但未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从农业大县样本看,“一村一品”能通过推进县域农业产业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促进农民增收。建议认真总结“一村一品”示范政策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的一般规律和典型案例,不断扩大政策影响范围,积极探索该政策通过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多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