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灾后重建过程中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旺苍县为例

针对旺苍县9个镇（乡）18个村200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Probit模型对该地区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表明：灾后重建中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在从事的生产活动。农作物种植仍然是旺苍县灾后发展的主要生产选择。希望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农户一般现在正在从事农作物种植或者林业生产,而现在外出务工的农户不愿意从事种植业生产。农作物种植的农户希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其中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愿望尤为强烈。相对农作物种植与务工,旺苍县农民对经商的愿望不强烈,特别是现在外出务工人员。现在已经在外出务工的农户希望未来继续外出务工,而从事农产品种植与林业的农户不愿意外出务工。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收入：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6年安徽省阜阳市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抽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性别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易获得高收入;年龄是影响男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对女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性别会影响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进入行业的选择。     

社会网络与农户收入——基于22省的数据研究

使用CHIP 2002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了农户收入,其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第二,增加农户间信息传递量,特别体现在外出务工信息的共享上;第三,增加农户非农经营活动的启动资金。     

农户信贷约束与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机制:基于面板联立系统的估计

基于山西省35个县2100户农户2005年～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笔者构建了我国农户信贷约束与收入差距间的面板联立系统,估计了农户信贷约束与收入差距间的动态影响机制。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证实了我国农户在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上存在约束现象;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额度和机会均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高收入农户在机会和额度上均优于低收入农户。农户收入水平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动态作用机制,信贷约束的门槛效应使得农户信贷约束与收入增长存在着动态恶性循环。拓展农户收入增长的渠道,应打破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户信贷支持上的门槛,以政策倾斜机制来缓解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上的约束,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来缩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

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运用统计性描述和计量分析方法,基于回报率和贡献率双重视角,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健康、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作用,总贡献率为38.57%。其中,健康和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核心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劳动性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对以外出务工收入为核心的工资性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最为显著;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推进,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却均呈现弱化趋势。坚持提升农户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与财富的作用,对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自然灾害及政府救助对农户收入与消费的影响:来自汶川大地震的经验

本文基于独特的2007年和2009年四川省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分析汶川大地震对农户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我们发现地震造成农户收入下降,但人力资本和非农务工对于缓解地震对收入的负向冲击具有显著作用。政府发放的生活补助款项起到对于收入下降的弥补作用,也使得农户的消费水平在震后保持较快增长。然而,政府提供的住房重建补贴和贷款却不足以负担农户的建房成本。     

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依照Milanovic和Yitzhaki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每天收入12-50美元),201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8.4％,到2018年已经达到28.9％.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能否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受到个体家庭微观特征的影响.文章运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体制内就业及城镇户籍等因素都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低收入群体就业质量、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低收入群体收入现状、问题与增收对策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结构、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增长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等数据,分析低收入群体总体收入现状、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现状和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结构差异;运用logit模型,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低收入发生概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对低收入发生概率有一定影响,并针对增收能力、承受风险、区域差异、收入结构方面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长效增收。     

农户收入结构效率变动及其增收效应的DEA分析--以山西农户为例

农户收入结构效率变动能够综合反映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家庭经营结构、规模、效率的走势。实证表明,不同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各业上的效率存在差异性,其中高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家庭经营中的效率高于中低市场化程度农户;而中低市场化程度的农户在外出劳务上的效率高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同时,各业TFP增长的差异性使得中低市场化程度农户的非农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而高市场化程度农户在农业以及外出劳务收入上的增长率较高。     

退耕还林、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基于21省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最初目的在于遏制水土流失,但因同时影响农户收入和就业方式而具有经济效应。本文利用2006—2010年间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调查数据,旨在评估退耕还林在农民增收、非农就业和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首先,退耕还林后,包括退耕还林补贴在内的农民收入与退耕还林前相比有所增长,但如果不计退耕还林补贴,农户退耕后非农收入的增长刚好弥补因耕地减少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增收效果暂不明显;其次,从整体来看,退耕还林补贴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农户,因此明显降低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再次,在退耕后农户的就业取向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农户倾向于从事林牧渔业经营活动,而中等收入农户倾向于外出务工,差异的产生与人群组间的内在特征有关;此外,工程暂且无法吸引退耕村非退耕户从事非农就业,带动效应不显著;最后,项目的脱贫效果随贫困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脱贫效果显著。尽管农户增收主要来源于退耕补贴,但考虑其生态保护效应、非农就业促进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扶贫效应,退耕还林工程应当予以持续。在此过程中,如何促使退耕户实现稳定的非农就业,避免退耕户复垦是制度完善的关键。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中国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及其关系——以云南省为例

为获得影响当前农民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云南省4200家农户进行了调查,根据所获得的3432份有效问卷数据,结合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和云南省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对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其他乡村从业人员比例,其次是乡村从业人员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再次是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和农业人口比例。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On the determinants of inequality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We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fter the civil war. To do this, we use a an ordered probit approach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first post‐war household survey for the country which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s well as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income quintile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former, we find large inc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in the country, the Federation and Republika Srpska. Such income differences are also noticeable inside entities. On the latter, there are some signs that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employment, among others, may help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income decline. Our results are robust to changes of specification as shown by applying a formal sensitivity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O15, O10, I30.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借贷行为*——家庭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真的存在吗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度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家庭是否存在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研究表明：（1）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影响家庭是否借贷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家庭的负债规模存在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不会促使中低收入家庭寻求借贷或提升家庭负债规模,我国家庭并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借贷的动机;（3）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利于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借贷,中低收入家庭则会较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借贷;（4）户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特征均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因素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研究——基于2005-2009年安徽省城镇家庭月度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收入差距、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商品房价格：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

论文使用1998—2009年广州市商品房价格和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来分析房价与收入差距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为房价上涨的Granger原因,但是房价并不是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房价对低、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影响,而中、中高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高收入家庭既促进了房价上涨同时也从中受益最大。政策制定应该依据房价与不同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具体实施,不能一概而论。     

Unpaid household work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xtended income: The Norwegian experience

Measurement of unpaid household work is importan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o give visibility to women's work and achieve more comprehensive estimates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activity. This article surveys estimates of unpaid household work in Norway for use in national accounts and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ssibilities. The latter are measured by extended income, defined as income after tax plus the value of unpaid household work. We find that extended income appears to b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than money incom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n differently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A multi-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model

Eliminating poverty is a multifaceted global challenge and a focal point of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PA),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have ha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by classifying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based on poverty root causes at the household level, a multi-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model based on counterfactual inference i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policy precision on six non-equivalent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 groups in a Chinese coun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differed among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root causes of poverty. Specifically, households impoverished due to disability have the lowest income of the six groups. The assistance policy effects also vary significantly and are found to be poorly suited to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a lack of labor force and funds. A robustness test confirms this conclusion and a more nuanced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se differences are reflected in the wage and transfer incomes. Therefore,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come for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relevant associated aid policies need to place different emphases based on their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沭阳县、靖江市两地的调查

研究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为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区的农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通过实证分析法和计量模型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受到农户上年家庭总收入、农地经营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和家庭消费支出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促进农地流转、改善农民就业结构和提高农户农业投入能力是增加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的重要途径。     

户籍制度、就业机会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拥有城镇户口显著地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造成城镇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比农村居民显著要高,户籍制度下的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同时,在控制了影响劳动者就业选择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研究的主要结论依然稳健。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应该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对劳动者就业选择的不利影响,进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和谐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