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企业公民行为特征研究——基于三家银行的对比分析

借鉴行为研究的实证范式,以三家金融企业的网站资料为例研究了基于战略意图的企业公民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公民行为作为一种隐性的战略,已成为许多大中型企业的战略行为之一。尽管不同企业采取了差异化的战略,但这些策略和行为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将企业的战略目标与企业公民责任联系起来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策略和途径。     

企业公民行为与公司治理及财务业绩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涉农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通过中国涉农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在三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对企业公民行为与公司治理及财务业绩进行相关分析,并构建相关计量模型和实现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财务业绩的提升与企业社会贡献率具有正向影响关系,有利于企业公民行为的建设。     

“企业公民”是一种商业伦理

企业公民要想成为商业世界普遍的共识,它一定不能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来提倡     

Y世代与X世代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差异性研究

本文采用问卷方式,对261名Y世代和169名X世代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Y世代企业员工除敬业行为因子外,在组织认同、利他行为和保护组织资源等因子的符合程度都低于X世代;在"我会对改善公司整体工作品质而提出创新建议"项目上,符合程度低于X世代10.6%;与自身相比,组织认同符合程度低于敬业行为11.9%。     

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品牌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

随着服务型组织对服务质量和品牌建设的重视,研究者展开了对一线员工品牌公民行为的研究。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品牌公民行为的中介机制及其边界条件。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个人-环境匹配理论,本文通过员工工作重塑这一中介变量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品牌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假设了组织结构特征对以上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对两家保险公司365名客户经理及其直接主管的三阶段调查,对以上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研究结论有助于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品牌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帮助企业有效管理和支持员工在一线工作岗位上的积极表现。     

生态公民意识和行为的维度与测量研究

为了提出生态公民意识与行为的概念维度,本项研究针对生态公民的概念与内涵,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研究通过设计相应问卷及指标筛除,力求构建生态公民的测量指标结构,并以大连地区303份有效问卷为实证数据,分析了该地区生态公民意识与行为的现状,为生态公民培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定量化的测度依据。     

互惠理论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互惠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并据此构建理论模型,最后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344个有效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依次为:市场责任、公共责任、员工责任;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该研究一方面可以为企业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影响和促进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考察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对基于员工信任视角在理论上拓展和完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公民不是一顶礼帽

在万科对企业公民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企业公民该做的事了     

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门槛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异质性的视角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不同营商环境条件下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该抑制效应在小型企业、东部地区及服务业表现更加明显.基于整体的营商环境指标及市场环境、行政效率和政府关系三个细分指标的分析表明,不同营商环境下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整体营商环境及行政效率、政府关系方面,营商环境较差时增加信贷支持会抑制企业创新,而在营商环境中等或优良的情况下,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在市场环境方面,无论环境优劣,融资约束都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最后,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改善营商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建议.     

城市品牌活动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马拉松赛事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品牌是辖区内微观企业拥有的重要资源,大型体育赛事在城市品牌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以2008—2019年中国各城市举办马拉松赛事作为城市品牌活动的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马拉松赛事显著促进了举办地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马拉松赛事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层级、经济开放度以及企业规模、融资约束、行业关联度、赛事规模和规格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重点验证了马拉松赛事通过优化企业外部营商环境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积极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的传导路径。本研究为城市品牌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城市发展与企业成长的相互赋能、协同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营商环境、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产出效率 ——基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

为了考察政府和市场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面板数据,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探究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政府支持方面,政府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存在积极影响;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制建设环境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外商投资环境则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2）从技术比较优势视角看,政府支持中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仅对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营商环境中的政府治理环境对处于高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而法制建设环境和外商投资环境仅显著影响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对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创业中的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

现有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方式能有效促进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但对两者间影响机制和中介变量的研究还未有定论.基于此,本文以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创业中的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员工组织承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创业中的变革型领导方式与组织公民行为是正相关关系,而且员工组织承诺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告诉创业者,除了自身通过变革型领导方式来直接唤起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还需通过更多的互动和交换来编织员工与组织间的心理纽带,提升员工组织承诺的强度,由此促使员工外化为具体的工作投入,即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挖掘了领导方式-员工心理活动-员工工作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华人企业管理的伦理倾向——中西管理哲学侧面比较研究

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本文立足于大陆私营、民营和港、台企业．兼及东南亚华人企业．从管理行为的伦理倾向侧面切入．按照我们对管理哲学的认识．从管理行为方式(领导行为方式、组织行为方式)、管理认知方式、管理价值观念等维度．对华人企业与欧美西方企业的不同管理特征进行比较探讨．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活动 ——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构建包含宏观层面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上市企业所属地区省级层面营商环境水平和企业特征变量的“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面板数据,可实证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优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削弱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对民营企业及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企业更显著。因此,以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带来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言。     

地区营商环境影响了企业投资决策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伴随着我国在“新常态”下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投入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及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数,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同时将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的官员治理纳入研究框架,探讨营商环境与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创新研发投资。官员晋升压力会弱化营商环境与企业两种投资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揭示,员工雇佣保障和企业家精神在上述效应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营商环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强度会受到产权性质和地域儒家文化差异的影响。     

负责任的大国需要负责任的企业

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正在从多个维度重新塑造全球企业行为的评价体系,一个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祉密切相关     

感受爱 创造爱 传播爱——天狮集团履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会纪实

初夏的骄阳,难以表达天狮人关心公益的火热情怀。5月18日,天狮集团迎来了第6个“5·18爱心日”．并于当天上午在天狮集团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天狮集团履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会暨《天狮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1》发布仪式”。     

企业创新行为与社会环境

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而企业创新行为则是产业升级的源泉。企业素质、社会环境和创新文化是制约企业创新水平的三大基本因素。企业创新行为固然立足于自身,但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社会环境具有结构性特征,在我国至少涉及“需求旺盛”等11种因素。因此,如何塑造促进企业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