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华明“宅基地换房”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实地抽样调研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评估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对换房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换房后华明镇有就业愿望的无业劳动力比例从9%上升到14%,而且“宅基地换房”政策并没有给换房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使农民的纯收入比从前低;但大部分农民对换房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也是华明镇目前最为严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加快“三区联动”建设,着力完善就业促进措施。     

宅基地换房经营主体制度创新探讨

政府投资公司作为宅基地换房的经营主体存在政企不分、置换对价不合理、住房安置标准不公平、置换后的利益分成失衡等弊端。合作社成为宅基地换房经营主体有利于维护村集体利益,为壮大集体经济打下基础;有利于维护农民利益,树立农民主体性地位;有利于降低政府置换成本,又可实现节余建设用地指标的目标;有利于降低开发商的投资门槛,落实节余宅基地去向;有利于降低土地经营利用风险。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合作社经营主体制度。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述评

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失地农民就业、失地农民补偿安置研究失地农民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达成了以下共识：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为核心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业安置、培训、自主创业出发促进失地农民就业;以“区别对待”方式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失地农民补偿安置模式。以后的有关研究,还应从宏观层面系统性地研究失地农民问题,加强统计方法的应用,并多借鉴国外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经验。     

浅析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地农民面临失地又失业的困境。土地被征用后的农民,既不同于城镇居民,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失地农民就业难,已成为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是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主要分析了失地农民就业现状、就业难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关于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的几点思考

农民进城就业为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和社会应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良好环境。制度创新在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方面提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要以制度创新的形式开展具体工作;要以人权平等、机会均等的创新视角,消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信息通畅、管理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组织和培训工作;要与时俱进,本着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良好服务和宽松环境的精神,完善配套措施。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基于青岛开发区调查的分析

通过对青岛开发区的入户调查,探讨了补偿标准低、补偿安置方式单一,特别是对动态补偿考虑不够及缺乏有效的就业保障措施等给失地农民家庭生计和养老保障带来的影响,进而从重视培训与就业保障及对土地进行分类和动态评估来提高补偿标准,制定适合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及完善社区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即,在补偿安置中将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放在首位;通过对征用土地的分类和动态评估来提高征地补偿的科学合理性;制定适合失地农民群体特征的养老保险政策和办法;加强对失地农民的人文关怀,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农民工返乡生存状态及其就业保障网研究

由于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处于家庭生活贫困化、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就业状况边缘化的境地。要改变其这种受排斥、受剥夺的现状,重获职业地位,应该构建一个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物质、行为、精神等支持的就业保障网,包括正式就业保障网(政府主导失业预防、失业补救和失业保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和非正式就业保障网(社会团体合作参与、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化服务及关系网资源有效利用)。     

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对策

分析我国劳动力就业总量和就结构失衡、社会保障保障质量不完善的现实状况,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来扩大就业总量,所有受雇劳动者都进入安全保障,政府在防止“失业保障促进失业”的同时,应积极创办“再就业工程促进再就业”,并在失业保障基金的筹资、支付和管理上实行一元化管理的兴措以保障其安全性、效益性。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研究

失地农民是指＂种田无地,投资无钱,就业无路,保障无门＂的＂四无＂状态的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问题排在首位,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亟待且必须解决好的一大社会问题。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应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维护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使失地农民享有应得利益;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使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加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     

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制度需求影响因素以及方案设计——基于武汉市城郊的调查数据

失业保险制度是应对失业风险的重要机制,但至今失地农民尚未纳入失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郊地区农民面临着失地又失业的风险。对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参保意愿、自我保障能力和家庭保障能力以及就业状况方面的实证分析表明,失地农民对失业保险制度的需求较高。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对失地现象的认知是影响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背景下,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制度框架,同时结合失地农民特点提供失业保险参保方案是发展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     

吉林省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省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并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失地农民。之所以出现大量失地农民的原因,是多种制度、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必须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立法,改进征地补偿工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形成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长效机制。     

陕西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2012年,陕西的城镇化率达到50.02%,到"十二五"末,陕西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7%,比国家目标还要高出5.5个百分点。快速的城镇化必将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如何有效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要。文章从失地农民个体、政府以及经济发展三个视角来分析陕西失地农民的就业现状,并提出应从农民自身和政府两方面缓解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辽宁省土地流转补偿制度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从农民实际情况来看,被征地农民在失地后容易陷入“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保障无力”的境地,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冲突不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基于土地补偿问题的实证调研结论,在失地农民补偿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农民失地的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提出完善农民失地经济补偿体系的解决方案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失地农民合理经济补偿函数的构建——以湖南省邵阳市为例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大量失地农民出现,而我国现有的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种种缺陷,主要表现为补偿费用计算标准不合理,土地补偿标准低费用少,征地后的安置措施不恰当.种种制度问题使得农民生存问题以及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以邵阳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合理的失地经济补偿函数,在实际情况下可以计算出政府在征收土地时应发放给农民的合理经济补偿值,为农民失地后的就业以及未来的养老提供保障.     

江苏省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

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份”的生存状况已经引起普遍关注。本文以江苏省失地农民为研究案例，全面和典型相结合，通过多次实地调研及问卷调查，揭示了这一群体数量可观、征地补偿和安置费偏低、住房动迁难度大、失业比例高、家庭增收困难、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生活现状，指出他们多数不愿意放弃土地，迫切希望得到有效长久的生活保障，同时指出，失地农民增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应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权益，适时转换农民身份，健全各项社会保障等。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外国就业情况及对我们的启示

许多外国政府把建立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放在主要地位,十分重视就业问题,并把它列为历届政府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充分发挥朝阳产业自身优势并加速其发展,最大限度的降低结构性失业,政府出资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就业机会等。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通过立法,使“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努力寻找新的就业增长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就业道路。     

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对策

分析我国劳动力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失衡、社会保障保障质量不完善的现实状况,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来扩大就业总量,所有受雇劳动者都进入安全保障,政府在防止"失业保障促进失业"的同时,应积极创办"再就业工程促进再就业",并在失业保障基金的筹资、支付和管理上实行一元化管理的举措以保障其安全性、效益性.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国外城市就业管理经验对北京的启示

未来几年内,北京市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劳动力供求除了总量上的不平衡外,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出现了求人倍率上升的现象。《就业促进法》规定了我国就业管理体制,但北京市就业管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借鉴国外几个大城市的经验,在就业管理制度建设上给我们的启示是：将职业教育与就业紧密结合进行立法管理;建立有效的失业保险领取监控体系;降低创业门槛,采用灵活的政策支持创业;大力建设职业指导制度,培养职业指导人员,为就业人员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实行“职业再造计划”,开发众多的“新”岗位;大中专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和政府相关信息部门紧密联系,充分利用公共雇佣信息帮助学生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