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选取2012-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且国有企业由于薪酬制定的固有限制,其高管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果较弱。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兼论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

基于我国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引入DID双重差分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融资融券、高管薪酬粘性与非效率投资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且粘性越大非效率投资越严重;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企业后,与对照组样本相比较,实验组中的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企业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并且能够削弱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表明,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发挥了显著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企业薪酬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     

高管团队异质性、晋升激励与非效率投资北大核心

本文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角度,对晋升激励如何影响非效率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晋升激励对非效率投资有抑制作用;高管团队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未对晋升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产生影响;高管团队的学历和任期异质性越大,团队对晋升激励的敏感性越小,从而使得晋升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弱。     

高管变更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采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2年数据,区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类样本公司,就高管变更因素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管变更导致公司投资效率下降;高管非常规变更与公司投资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在过度投资的样本中,随着总经理任职期限的延长,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变得更严重;高管人员内部继任与公司的投资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可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     

高管特征与劳动投资效率北大核心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0~2017年的数据,在公司层面构造衡量劳动力要素的投资效率模型,并基于高管多个维度的个人特征考察其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高、年龄大、任期长的高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持股比例高的高管由于管理防御效应反而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男性高管比例与劳动投资效率无显著关系。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上述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成长性、债务融资与非效率投资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0—2012年为研究时间窗口,构建中小板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成长性评价结果将整体样本分为高、低成长性企业组,分别研究样本中债务总体水平、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务融资能够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短期负债和商业信用可以约束低成长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却导致了高成长性企业的投资不足;长期负债和银行借款没有发挥负债的约束作用,而是促进企业的投资支出。中小板上市公司应当合理安排长短期债务比例,使其发挥各自的优势,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资效率

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创新投资效率是实现创新兴国战略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3-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量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效率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为严重;(2)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反而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强化作用仅存在于强高管薪酬粘性组;(3)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强化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资效率

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创新投资效率是实现创新兴国战略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3-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量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效率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为严重;(2)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反而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强化作用仅存在于强高管薪酬粘性组;(3)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强化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最终控制权、公司治理与非效率投资

以2007—2012年度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照非效率投资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分类,研究了最终控制权、公司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能够抑制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其中,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对过度投资作用明显,对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明显;而其它企业则刚好相反。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高管激励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分析我国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探讨高管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薪酬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高管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这三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此外,具体划分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国企组和民营企业组,并做了进一步检验,对不同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研究——基于钢铁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11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钢铁行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中,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公司数超过全样本数的一半,而且投资不足比投资过度更为严重;在影响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众多基本面因素中,现金流、企业规模、债务期限结构和销售额增长是影响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最基本因素;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和资产增长率与非效率投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显著。     

创业板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财务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择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及公司投资不足的财务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几乎都存在非效率投资情况,且主要为投资不足,而投资支出与其投资机会和内部现金流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后者对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财务因素对投资不足有较显著的影响,而资产负债率对于非效率投资结果的影响较小。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选取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包括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共同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修正管理者认知偏差,从而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而且,管理者能力越弱、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共同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上述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同时对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与经济转型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制造业企业非效率投资净效应分析——基于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的实证研究

在投资支出预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考虑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的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用以考察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程度和净效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实际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高于政府补贴的拉动作用,两者的净效应表现为投资不足;另外,增加现金流量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效应,且中小规模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为显著;最后,由于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不同,非效率投资在制造业企业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更为严重,小规模企业的非效率程度更高。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股权制衡度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本文以2011年至2012年深交所主板A股部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则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越严重，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程度越低，并对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及保护投资者利益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

文章以2011—2014年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56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就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非效率投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我国当前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大背景下,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国有性质企业问题较非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农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股权制衡与非效率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高管性别差异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

在现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高管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高管是公司投资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但是已有关于高管特征的研究仅涉及年龄、教育、任期、职业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较少涉及高管性别差异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而高管性别差异又可能是影响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关于高管性别差异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本文从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长期股权投资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计算、分析由于高管性别差异对这三个方面投资比率的影响。从而得出优秀的女性高管和男性高管一样,可以为上市公司做出正确的、适当的投资决策。所以在任用高管时不应有性别歧视,应提高女性在上市公司高管中的比例,从而有利于高管做出对上市公司有利的投资决策、投资行为。     

股权结构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基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在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国有股控股股东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效果不显著,国有法人股控股股东对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在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时,国有控股股东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效果较弱,相对控股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最优的治理效率.     

女性高管、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以2005—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女性高管、过度投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女性高管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且女性高管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是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