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债转股

我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良债务越来越多。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将导致企业破产 ,也会将银行拖垮 ,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债转股作为一种延缓矛盾和风险爆发时间应急性措施的债务重组手段 ,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以此为契机 ,彻底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 ,使企业的产权明     

我国审计失败的成因与对策探讨

本文认为审计失败的成因主要在于资本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不规范。因此,我们的对策是完善资本市场、健全公司治理、规范注册会计师行业。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资本制度的产生和价值功能.1．公司资本制度的产生.公司资本制度形成于近代股份公司的转轨时期。早期股份公司是特许主义和股东的直接无限责任制度。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准则主义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的产生合理的分散了经营风险，便利了融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有限责任的产生，使得公司在经营失败时债权人不能向股东个人追索债权，加大了债权人的投资风险。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研究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需要已经被普遍认同。作者提出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不仅应当分析和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结构、制衡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必须考虑到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准公     

加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开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而当前一些公司在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中显露出的问题 ,表明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最为重要的一步。本文参考国外的一些经验 ,对如何健全独立董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做了初步的探索。     

对家族上市企业“一股独大”现象的思考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普遍具有与国企上市公司类似的“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必然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产生影响，并可能会导致家族企业利用关联交易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对其危害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公司设立过程中对债权人的保护

由于公司正式成立前不存在赖于担保的责任财产,因此在设计公司设立条件和程序方面应该充分考虑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并设计相应的保障措施。公司设立过程中对债权人的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法定最低资本制度、出资构成的限制、出资程序制度以及出资责任制度等。     

对我国上市公司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思考

股票期权制度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在国外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我国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建立股票期权制度所需的客观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在我国逐步建立股票期权制度的对策：先规范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分类推广、逐步实施。     

论知识经济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

本文认为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由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决定的。知识经济改变了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改变了企业的产权制度以及它的实现形成———法人治理结构。     

论债转股

我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良债务越来越多。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导致企业破产,也会将银行拖垮,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债转股作为一种延缓矛盾和风险爆发时间应急性措施的债务重组手段,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以此为契机,彻底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使企业的产权明晰,将企业推向市场,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上市公司治理与中小投资者保护

根据投资者保护的有关理论,分析导致我国中小投资者弱势地位的原因,讨论我国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创建一个有利于广大投资者的法律环境；赋予小股东的股东会自行召集权、采取累计投票制以及股东表决权的排除规则等,适当限制大股东的权利；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规范董事会运作；强化监事会的作用；建立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等。     

投资者保护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山大学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研究项目组研制的投资者保护数据,从宏观层面的地区治理环境和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安排两个视角考察了投资者保护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越好,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反映投资者保护的公司治理安排对调整速度的作用受到地区治理环境的影响,而反映投资者保护的地区治理环境对调整速度的作用则不受公司治理安排的影响。此外,地区治理环境在企业下调与上调其资本结构时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公司治理安排在资本结构下调与上调时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却不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治理的本体思辨

公司治理问题是国企公司制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以及国有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国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安排更多地体现了建构论理性主义立法观,而非国有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则更多地契合进化论理性主义立法观。无论如何,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和建构,只能成为中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其生命力也只能寓于生动丰富的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之中。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探究

自1958年6月莫迪格利亚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共同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融资和投资理论》一文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就开始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并进而研究其与公司治理的关系,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制成为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具有了一些我国特有的特征,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解决上市公司这两方面问题的建议。     

公司治理、公司政治机制及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

与其把公司治理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强制“规定”的模式,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保护弱势利益人的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是经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均衡,各方利益人的博弈形成了公司政治机制,使得公司权力配置在动态中寻找平衡,而权力斗争使公司看起来象一个政治舞台。     

广东省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当企业的控制权发生转移,公司治理机制将会发生变动。本文以2004年标的为上市公司股权(标的属广东省)且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股权交易案为研究样本,旨在分析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因并购主体产权性质的差异性,控制权转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在角度与程度上各不相同。总体来说,控制权转移将促进公司治理主要在弱化内部人控制、行政干预减少及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三个方面得以优化。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特征与治理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对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治理逻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的独特特征正是理解其治理结构的起点。在对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高新技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两方面就高新技术企业的治理做了一个框架式的说明。     

The Impact of Legal and Voluntary Investor Protection on the Earl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Summary Prior studies explain the earl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by firm-specific benefits. However, IFRS adoption also leads to increased disclosure and reduced accounting choices, resulting in a loss of private benefits for company insid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loss depends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e. the level of investor protection). We find that in countries with strong laws or extens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s IFRS is more likely adopted as the loss of private benefits for company insiders is smaller. Furthermore, corporate governance recommendations are as effective as laws in stimulating IFRS adoption and become more important when laws are weaker. We thank the FWO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FWO-project G.0244.02).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ents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26th Annual Europe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Congress in Seville (2003),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ection Mid-year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in San Diego (2004). We acknowledge the comments of the discussant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Accounting Research Day in Antwerp (May 2004). Special thanks go to M. Willekens, J. Suys, and W. Landsman and two anonymous refer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