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否带动易地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来自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的证据

易地搬迁迁出区耕地的良性处置,既是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更是预防化解脱贫户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四川和贵州两省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搬迁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Probit模型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带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研究发现,新型主体带动显著提升搬迁户维持耕种的概率,遏制搬迁后耕地撂荒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主体带动对安置距离较近的搬迁户有偿转出耕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对较远的搬迁户维持耕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新型主体通过提高感知收益、改善技术服务和市场进入条件,以及替代稀缺劳动力助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旦新型主体带动中断,搬迁户倾向于放弃耕种,增加耕地无偿转出。本文建议支持“中坚农民”带头发展合作社;引导良好发展预期,支持新型主体以服务带动搬迁户;创新流转返聘和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建立新型主体联农带农动态监测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由行政化主导的易地扶贫搬迁对实现脱贫攻坚历史性目标起到重要作用,但短时间内大规模搬迁也可能使安置区面临产业发展水平低、就业机会缺乏保障、移民群体社会融入困难、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需要做好后续扶持工作以实现转型发展。通过构建由易地扶贫搬迁主要相关方组成的分析框架发现:移民群体稳定脱贫与改善生计的意愿是安置区发展与转型的内生动力;中央政府推进安置区后续扶持政策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形成转型发展的宏观引领;基层政府在安置区这一特殊治理场域中有效落实政策与开展创新探索成为转型发展的又一重要推动力;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多元化市场主体有助于安置区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基础,并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使安置区就业与社会环境得到改善。未来,安置区在规避和化解搬迁群众返贫风险的同时,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而实现产业稳步发展、就业有效保障、社会融入有序推进。     

不同生计模式下六盘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研究——以甘肃省古浪县为例

[目的]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耦合协调有助于全面了解移民的生计问题,对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及后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甘肃省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家庭为研究对象,通过2019—2021年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移民家庭的生计状况进行调查,选取测度指标并计算各类移民的生计资本值,根据移民收入来源对生计模式进行分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生计模式下移民5项生计资本间的关系。[结果]（1）生计资本内部耦合水平总体较低,处于低度耦合和失调衰退等级;（2）非农型的生计资本耦合度和协调度最高,分别为0.299和0.230,是最为接近中度耦合和过渡协调阶段的生计模式;（3）两类兼业户的次之,处在（0.15,0.3）的区间内,属于低度耦合和衰退协调的中高级阶段;（4）纯农户的较低,为0.172和0.223,处于低度耦合和协调衰退的中阶段;（5）补贴户的最低,耦合度、协调度均在（0,1）的区间,处在低度弱耦合和恶性失调等级。[结论]古浪县不同生计模式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存量和差距,导致其耦合协调性较差、差异较大。     

易地搬迁社区内居民对生计空间的满意度分析——以巴中市通江县社区为例

选取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巴中市易地搬迁社区,运用文献研究、深度访谈、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剖析搬迁居民社区满意度的内在影响因子。结果表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环境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新型空间的不适应,在初期降低了社区认同和满意度。其中,基础设施因子和邻里建设因子的作用效力最大,社区反馈因子对居民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提出了需加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建设投入,营建人性化社区;建立多点多中心社会网络结构,营建邻里友好社区;构建完善居民生活保障体系与生计空间,营建可持续性发展社区的建议。     

云南怒江州易地搬迁人口的致贫因素与后续脱贫路径研究

目的 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所辖3县1市易地搬迁贫困人口的入户调查,归纳主要致贫因素,设计有针对性的脱贫措施和实施路径,推动易地搬迁贫困人口早日脱贫。方法 文章运用地理调查方法,从怒江州67个易地搬迁安置点中随机选择了32个,在所选安置点中随机抽选621户搬迁户进行入户调查访谈,获取搬迁户基本家庭信息和主要致贫因素。结果 截止2019年末,68%的易地搬迁贫困户仍未脱贫,其主要致贫因素包括文化素质、地理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基础等区域性因素以及发展动力、疾病、教育等家庭个性因素;易地搬迁贫困户的贫困类型有内源型贫困、外源型贫困和复合型贫困,区域性措施、普惠性措施、到户措施等后续脱贫的必要措施。结论 易地扶贫搬迁不是脱贫的充分条件,搬迁人口中依然有大量贫困对象,其后续脱贫需要厘清致贫因素、制定脱贫措施并构建易于措施落实的制度环境。     

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问题与政策反思——基于宁夏H县S村的调研

易地扶贫搬迁是保护生态脆弱区环境、解决农村深度贫困的重要方式。宁夏是易地扶贫搬迁的主战场。对宁夏H县易地扶贫搬迁型S村的调查发现,S村通过推进健康、教育、住房安全"三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扶贫多重举措,改善了村民的整体生活居住条件,有效促进了农户脱贫致富。同时,S村的易地扶贫搬迁也存在着产业扶贫项目收效甚微、扶贫精准度不高、部分群众对扶贫工作满意度不高等问题。文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并提出了相关政策调整的对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微观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8省份16县1144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和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分别提高了14.6%和2.6%,这一结论在重新测量被解释变量和克服内生性后依然成立。从收入结构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效应更强;从收入质量不同维度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更有利于提升搬迁户收入的充足性、优化其收入的结构性、降低其收入的成本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效应具有一定异质性。从不同搬迁时间看,短期内,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更强;从长期看,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与农村安置相比均更强。从不同收入水平看,城镇安置较农村安置的增收优势突出表现为“益贫不益富”的特点,而提质优势则具有“益富不益贫”的特点。鉴于以上发现,乡村振兴阶段的搬迁要充分考量迁入地的区位选择,采用城镇安置优先的原则;长期动态关注农村搬迁户的收入和收入质量状况,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提高农村安置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农村安置户内部收入差距。     

政策多变与应对失矩——基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的个案解读

政策特征和主体互动是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和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甸德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为个案,解读政策执行困境的生成逻辑。从基层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是多变的。基层政府和建房贫困户在应对政策变动的过程中,不能承受和解决政策变动带来的执行困难,双方互动的逻辑由互惠变成缺位和依赖。由此,政策执行在基层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政策多变引发的政策执行困境,侵蚀着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加剧了建房贫困户的生活困难和负债风险。要走出困境,应当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吸纳基层行动者参与,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困难,维护基层行动者之间的均衡互惠。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培育的模式与内在机制——基于定西市安定区安置点的调查分析

十三五时期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已经进入到加大后续扶持力度,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文章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为调查对象,对其在后续产业培育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模式、主要举措、内在机制和成效进行总结。同时也深入分析了安置区后续产业培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从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等方面,构建了后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也为其他地区的后续扶持提供经验借鉴。     

农户生计分化与化肥施用行为*——基于江西省1 421户农户的调研

[目的]为清晰识别生计分化对农户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农户生计不断分化的现阶段化肥减量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江西省9市19县(区) 1 421份农户调查问卷,在分析生计分化的农户化肥施用特征变化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分化对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1)农户生计分化的化肥施用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化肥施用技术与认知特征、化肥用量依据及种类变化特征以及科学施肥激励措施特征3方面。(2)影响纯农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影响Ⅰ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性别、家庭耕地经营规模、负面影响认知、土壤污染认知、种类变更;影响Ⅱ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负面影响认知、种类变更。[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施肥宣传、技术推广、肥源替代以及引导土地适度规模化流转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重点保障集中安置点公共服务——基于安徽省岳西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和措施。为了解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农村集中安置点的后续发展情况,笔者近日赴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重点考察了冶溪镇石嘴易地扶贫搬迁农村集中安置点和来榜镇钟形易地扶贫搬迁农村集中安置点。两个安置点在公共服务发展上取得了较好成效。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影响因素——来自2010 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数据挖掘,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检验并探讨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作为"理性人"的农户,其耕地撂荒行为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产资料费用占总支出比率、农户家庭总支出和总余额、土地流转情况、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特征因素和养老保险制度因素。基于此,研究提出诸如:制定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专项扶持政策,提高农户对保护和集约利用耕地的认知程度,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农业设施的投入,制定差异化的土地流转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等政策建议。     

生计资本、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的典型地区观察

研究目的：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的微观数据,明确农户生计资本、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和土地转出意愿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不同生计策略下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响应机制的异质性进行探讨,从而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势性予以补充。研究方法：熵权法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2）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与农户生计资本、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3）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只在生计策略相对保守的农户群体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研究结论：（1）经过脱贫攻坚,农户生计资本有了制度性保障和结构性改善,对耕地的多功能价值感知显著增强;（2）乡村振兴时期,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将进一步提升,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进程可能加速;（3）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和优化政策组合,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和乡村振兴战略布局的协同效应,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完美衔接。     

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不平等——来自陕南的证据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既强调精准脱贫,又要避免落入"政策陷阱",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谨防农户收入不平等导致的相对贫困风险。本文利用2015年的陕南入户调查数据,建立农户收入决定模型,探索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并基于夏普利值过程进行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解,量化了各因素在不收入不平等上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搬迁政策有效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在实现贫困户有效增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五大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及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生计资本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政策因素得以强化。本文为后续加强精准施策和精细管理提供启示。     

农地确权、调整经历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

农户保护行为对耕地质量的保持和提升十分关键,本文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户调查,考察了新一轮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探索并验证了土地调整经历调节农地确权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相对没有获得确权证的农户,拥有新一轮确权证的农户更可能施有机肥,更可能进行秸秆还田,也更可能施测土配方肥.进一...     

农业产业组织能否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来自陕西省眉县500户猕猴桃种植户的证据

本文基于陕西省眉县500户农户的入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加入农业产业组织的诱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测算农业产业组织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效应,并比较影响效应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下的组群差异.研究发现,户主的年龄、农户参加安全质量培训次数、猕猴桃种植规模、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黄河流域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差异与空间收敛——来自6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目的 黄河流域粮食主产区承担着粮食和生态双重安全任务,探究其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收敛规律,对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气候生产潜力、EBM-GML模型、非参数估计和空间收敛模型等方法,构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规律。结果 研究期黄河流域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呈现如下特征。（1）从整体上看,在时间上呈现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低水平集聚态势;（2）从区域差异看,各区域基尼系数变化呈现不同特征。四川、内蒙古、河南、山东分别呈现“波浪”、倒“V”“折线”、字母“M”型;（3）从空间收敛规律看,整体和分区域都表现出显著的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特征,区域内的σ收敛趋势表现出明显正向空间依赖性,而绝对β收敛趋势则表现出明显负向空间依赖性。结论 黄河流域粮食主产区可通过推进农用资源的高效利用、缩小区域发展的效率差异以及把握空间分布的收敛趋势,实现粮食生产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种植规模与细碎化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以蔬菜种植中农药、化肥施用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种植规模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以及耕地细碎化如何调节种植规模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以期在“大国小农”的现实语境下为中国耕地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与经验参考。研究方法：贝叶斯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基于遗传算法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斜率分析。研究结果：（1）种植规模扩大促进了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2）耕地细碎化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小农户保护耕地质量;（3）种植规模扩大对小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因耕地细碎化的存在而弱化。研究结论：合理推进农村土地互换、有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在实现小农户进城与返乡“进可攻、退可守”的同时,促进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政府规制、社会规范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基于吉林省黑土区的调查数据

在黑土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笔者利用吉林省黑土区680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实施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群体差异性。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实施。第二,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存在交互影响,二者之间呈现一定的互补效应。第三,农户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等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弱化趋势。因此在推行耕地质量保护的过程中,强化政府规制的刚性作用、重视社会规范的软约束力、把握政府规制和社会规范的双重作用以及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别化政策等对推进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