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否带动易地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来自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的证据

易地搬迁迁出区耕地的良性处置,既是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更是预防化解脱贫户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四川和贵州两省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搬迁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Probit模型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带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研究发现,新型主体带动显著提升搬迁户维持耕种的概率,遏制搬迁后耕地撂荒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主体带动对安置距离较近的搬迁户有偿转出耕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对较远的搬迁户维持耕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新型主体通过提高感知收益、改善技术服务和市场进入条件,以及替代稀缺劳动力助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旦新型主体带动中断,搬迁户倾向于放弃耕种,增加耕地无偿转出。本文建议支持“中坚农民”带头发展合作社;引导良好发展预期,支持新型主体以服务带动搬迁户;创新流转返聘和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建立新型主体联农带农动态监测机制。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库河南农村移民安置土地流转研究

探寻丹江口水库河南农村移民搬迁后土地流转现状,采取实证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村移民生计发展与地区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区存在大量移民土地流转现象,有序的土地流转不仅可以促进移民生计发展,而且有利于安置区稳定。     

农村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平桥水库安置区为例

水库农民搬迁失地后,如何解决移民安置的土地调配问题,预防搬迁致贫的风险,对移民生计恢复和生产安置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平桥水库移民安置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移民基本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农地流转条件及环境感知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移民市场化土地流转转入农地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移民家庭结构对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影响,融资机会能明显提高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征地前土地资源数量和转入的农地价值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政府补贴、社会养老保险和农地流转组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建议应因户施策,合理引导,增加融资机会和补贴,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土地依赖性,完善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市场,积极引导移民参与农地流转。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西部绿洲流转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保障民生是重中之重,而生计脆弱性可综合全面地反映生计特征,因此对西部绿洲流转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探究,是保障民生、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方法］文章以西部绿洲区沙湾县为研究区域,构建“暴露—敏感—适应性”框架,通过熵值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转入与转出户生计脆弱性的微观动因。［结果］（1）转入户的生计脆弱性低于转出户; （2）转入户生计脆弱性与家中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对耕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耕地机械化程度、流转交易费用、家庭成员有公职人员数量、经营管理能力的程度、获得种植技术援助机会显著相关; （3）中大型生产性工具种类数、家庭中非农就业的人数与转出户生计脆弱性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结论］通过加强非农就业技术培训,促进生计选择多元化; 加大惠农政策支持和宣传,推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组织农技交流会,提升经营管理技术水平; 完善流转交易管理体制,提供相关法律援助的对策,切实保障西部绿洲区流转农户的生计安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由行政化主导的易地扶贫搬迁对实现脱贫攻坚历史性目标起到重要作用,但短时间内大规模搬迁也可能使安置区面临产业发展水平低、就业机会缺乏保障、移民群体社会融入困难、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需要做好后续扶持工作以实现转型发展。通过构建由易地扶贫搬迁主要相关方组成的分析框架发现:移民群体稳定脱贫与改善生计的意愿是安置区发展与转型的内生动力;中央政府推进安置区后续扶持政策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形成转型发展的宏观引领;基层政府在安置区这一特殊治理场域中有效落实政策与开展创新探索成为转型发展的又一重要推动力;而富有创新活力的多元化市场主体有助于安置区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基础,并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使安置区就业与社会环境得到改善。未来,安置区在规避和化解搬迁群众返贫风险的同时,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而实现产业稳步发展、就业有效保障、社会融入有序推进。     

怒江州泸水市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资产,易地搬迁后如何利用好迁出地土地资源是保障农户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法]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是我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区域,文章基于该市的7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238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结果]（1）移民搬迁后加剧了迁出地“三块地”撂荒,搬迁后农户对宅基地、林地、耕地选择撂荒的比例明显提高,所占比例分别为74.7%、35.7%以及76%;(2)不同的安置点农户对于“三块地”的利用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搬迁距离近的农户选择继续耕种土地的可能性高;（3）家庭特征、家庭资源禀赋特征、社会特征对搬迁后农户迁出地土地利用行为有重要影响,搬迁后农户生活生产方式转变、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务农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居住地到耕地的距离增加对土地利用行为有影响。[结论]在厘清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于“三块地”利用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搬迁后迁出地“三块地”撂荒比例显著提高的问题,建议当地政府积极探索迁出地农户土地退出机制、构建土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两山...     

农户生计分化与化肥施用行为*——基于江西省1 421户农户的调研

[目的]为清晰识别生计分化对农户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农户生计不断分化的现阶段化肥减量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江西省9市19县(区) 1 421份农户调查问卷,在分析生计分化的农户化肥施用特征变化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分化对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1)农户生计分化的化肥施用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化肥施用技术与认知特征、化肥用量依据及种类变化特征以及科学施肥激励措施特征3方面。(2)影响纯农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影响Ⅰ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性别、家庭耕地经营规模、负面影响认知、土壤污染认知、种类变更;影响Ⅱ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负面影响认知、种类变更。[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施肥宣传、技术推广、肥源替代以及引导土地适度规模化流转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完成“搬身体”“搬物体”后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仍然面临“搬文化”“搬人心”,以及内生动力激活及社区秩序重建等现实挑战。在构建“空间-主体-公共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贵州省黔东南州S社区的个案经验,考察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从现实经验来看,易地扶贫搬迁首先表现出搬迁群众主体在承包地、集体资产、公共服务、家庭生计、户籍身份等方面,依然延续着迁出地原村庄空间导向的行动逻辑,使得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面临“无主体性”困境。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表现出“组织翻牌”与居委会“缺位”“意识阙如”与业委会“缺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与行动网络“内聚”等“半融入”特征,导致安置区空间导向的社区公共性无法重建。另外,“无主体性”与“半融入性”在实践中会诱发安置社区返迁、返贫以及其他社会稳定风险。因此,要突破“无主体半融入社会”秩序重建困境,必须遵循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规律,聚焦搬迁户主体性再造与安置社区公共性重塑,从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社区治理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整体推进,既要转变治理...     

就业结构调整对水库移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为例

[目的]为促进水库移民的生计恢复及转型,探寻就业结构和土地流转间的交互机制,分析两者间耦合作用对当前移民安置模式及政策的影响。[方法]文章从移民就业结构变迁出发,通过超边际理论构建了安置区移民土地的流转机制模型,推演了从业决策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路径,并运用南水北调农业安置移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大面积转出土地是移民搬迁后土地处置的主要行为,移民中土地转入户有所增加,但土地集中度却有所减少。移民非农就业较搬迁前有明显上升,并有向当地兼业转移的趋势,但与土地流转间并不互为因果,农村社保还难以弱化其对土地养老的依赖。劳动力数量、非农就业时间、非农收入占比、土地政策等对移民土地流转行为和规模均有显著影响,而外出就业前景和地租水平在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的同时,却不一定能增加土地流转面积。[结论]移民外迁中可以采用无土安置代替农业安置,推动移民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技能培训、政策保障和地租补贴,简单的就业推荐和土地权属划分的作用有限。而对于移民中的农业大户,则需在满足土地转入面积的基础上,保障其在安置区的各项土地权益。     

如何提升易地搬迁脱贫的精准性及实效——四川省易地扶贫搬迁部分地区的村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战略工程之一,取得了重要成效。但由于基层政策执行偏差,部分地区有扶贫搬迁农户陷入"安置依赖"、"救济陷阱",或出现"搬而难富"问题。基于对易地搬迁地区村户的随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考察,发现相对贫困程度、贫困异质性及家庭特征影响到村户搬迁意愿、搬迁脱贫内生动力及其成效,制约搬迁的扶贫精准性与有效性。搬迁对外出务工村户的生计影响有限,对本地生产的贫困村户有帮扶效应。获得补贴不等于持久脱贫,单一的安置补贴降低了扶贫精准度并容易滋生救济依赖。因此,要改变"包揽"、"一刀切"、"唯补贴"的帮扶方式,扭转"安置结果至上"的政绩导向,设定补贴"弹性区间",规避"救济陷阱"。搬迁政策重心要由"搬迁"转向"脱贫",注重生产经营条件与就业机会创造,推动搬迁农户转型为有发展能力的职业农民或新市民。     

农地产权稳定性、非农就业与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耕地是粮食生产之根基,研究治理耕地撂荒问题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文章使用2021年全国16省506个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分别运用Logit、T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稳定性与耕地撂荒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其内在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产权稳定性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确权时间越长的地区农户撂荒的可能性越大。(2)机制检验表明非农就业是农地产权稳定影响农户耕地撂荒的重要途径,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农地产权稳定性还能通过农户非农就业间接促进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3)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户家庭中有老年人时,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其耕地撂荒的影响更小,能有效缓解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对此,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农户土地制度认知;整合细碎土地促进土地流转;完善农村机耕道等基础设施,方便老年人耕种等,以抑制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耕地撂荒的调查与思考

耕地撂荒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为此 ,笔者组织我院孝感籍学生利用寒假开展耕地撂荒原因问卷调查 ,调查了 143个村 892户撂荒户 (339 4公顷 )和 2 86户纯农业户。孝感市所辖 4市 3县 1区 ,人均耕地 0 0 5 8公顷 ,仅及全国的 3/ 4 ,劳均耕地0 12公顷 ,有 5 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 ,然而耕地撂荒越来越严重。为能准确反映撂荒情况 ,将撂荒分为多年撂荒、全年撂荒、季节撂荒和粗放经营式的隐性撂荒。 1999年孝南区和应城市全年撂荒各为 2 0 0公顷 ,撂荒率 (撂荒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各为5 2 %和 5 8%。其中 ,孝南区的三汊镇、汉川市的国…     

生计资本、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的典型地区观察

研究目的：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的微观数据,明确农户生计资本、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和土地转出意愿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对不同生计策略下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响应机制的异质性进行探讨,从而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和现势性予以补充。研究方法：熵权法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2）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与农户生计资本、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3）耕地多功能价值感知只在生计策略相对保守的农户群体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研究结论：（1）经过脱贫攻坚,农户生计资本有了制度性保障和结构性改善,对耕地的多功能价值感知显著增强;（2）乡村振兴时期,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将进一步提升,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进程可能加速;（3）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和优化政策组合,充分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和乡村振兴战略布局的协同效应,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完美衔接。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农地处置：方式选择与制度约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

集中安置的易地搬迁农户面临经营农业的距离障碍,可能导致承包地种植收益的无形价值损失。其承包地妥善处置关系到贫困人口的生计可持续,关系到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本文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构建易地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分析框架,结合湖南、湖北两地的调研数据,对保留承包经营权、流转经营权和退出承包经营权三种处置方式及农户所面临的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搬迁后农户继续耕种农地获利减少,放弃耕种农地的比例将增加;搬迁地区农地流转缺少有效的、正规的渠道,搬迁农户难以通过市场实现资源交换利益最大;搬迁农户存在较高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但目前缺少易地搬迁农户承包地退出的制度设计。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可操作性政策建议。     

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的耕地生产投资行为研究--重庆市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实证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生产劳动力4方面的投资行为及投资方向。研究方法：农户参与式评估,农户模型,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非农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因耕地转包、转赠、撂荒等原因,基本不参与或由其他类型农户代为参与耕地生产投资;（2）农户耕地生产投资行为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劳动力4方面均表现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农业多样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其中以生产技术投资差异最为明显;（3）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的耕地投资行为中以水浇地为主要投资方向,农业多样化经营和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则更倾向于对水田进行投资。研究结论：研究为引导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耕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不同代际视角下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研究——基于江西省兴国县293份农户问卷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江西省兴国县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代际差异对山区农村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方法：Logit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地区有46.1%的农户撂荒耕地,且代际差异每提升一级,耕地撂荒意愿会增加9%;（2）耕地经营规模、耕地块数和土地流转是决定新生代农户耕地是否撂荒及撂荒规模的关键因素,而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占比、土地流转、村内撂荒程度和耕地分散程度对中生代农户耕地撂荒意愿作用最大;（3）老一代农户耕地撂荒规模所受影响因素最多,且性别和土地流转对老一代农户耕地撂荒规模的减缓作用最大。研究结论：在推动耕地要素自由流动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当考虑不同代际农户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及其自身禀赋差距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易地搬迁移民新技能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民族地区为例

提升移民户的可持续生计和自我发展能力是易地搬迁后续发展中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探索移民户参与新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提升安置后移民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稳定脱贫。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个体特征、贫困属性、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搬迁政策等五个方面对移民户参与新技能培训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移民户的个体特征显著影响其参与新技能培训意愿;贫困属性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的意愿呈负向影响;基础设施中的医疗条件、环境卫生及文体休闲等因素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影响显著,社会保障中大病医疗保险对移民户参与新技能培训有正向影响,合作医疗和意外伤害险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呈负向影响;搬迁政策中移民户直接获得安置款对其参与新技能培训有负向影响。基于此,为增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可持续性,提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创新移民安置模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帮扶后续措施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脱贫“脆弱户”的可持续生计: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脆弱性既是贫困的重要特征,又是返贫风险的核心根源。由于部分脱贫户受生计资本不足、自我发展能力欠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脱贫后的可持续生计仍面临较大的风险,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脆弱性脱贫。防范脱贫“脆弱户”返贫风险,实现其可持续生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已有分析框架进行梳理与述评的基础上,基于生计恢复力的理论视角,将可持续生计方法与恢复力理论相结合,本文构建了脱贫“脆弱户”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生计恢复力”理论分析框架。新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脆弱性的多重扰动因子与脱贫“脆弱户”的脆弱性形成,阐释了脱贫脆弱性与生计恢复力二者之间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关联。其中,缓冲能力、自组织、学习能力与自我感知是生计恢复力的重要表征。实现农户生计脆弱性向生计恢复力转变的关键路径在于生计资本的重组与优化,即要实现生计资本内部的结构式调整、外部政策对生计资本的调节、自我感知对生计资本的优化。     

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利用与生计变化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移民易地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及其土地利用变化,为区域土地优化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结果: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纯农户比例急剧下降,不同类型农户的兼业行为趋势明显,农业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但非农生计方式单一;移民兼业行为和非农生计行为明显,但原驻民的农业生计多样性指数更高;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面积减少越快,林地扩张程度越高,农用地面积变化越明显等特点;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提升,且表现出非农程度越高,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越高的趋势,但因林地大面积扩张导致农用地集约度总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结论:移民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不同,应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帮助农户发展多样化的非农生计活动,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集约化水平。     

城市人“身份认同”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温州农户的调查

"身份认同"经济学理论认为,与"身份认同"相对应的观念和社会规范会影响到个体的决策与行为。本文尝试将这一理论引入农村宅基地流转领域,分析城市人"身份认同"对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并基于温州农户的调查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拥有城市人"身份认同"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户,有着更强的流转意愿和更高比例的流转参与率,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上述结论。进一步的机制探索表明,城市人"身份认同"会通过农村退出效应和城市进入效应来激励农户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和有效激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不能忽视城镇化因素的作用,需要加快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