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薪·拐点·转型

从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的大幅加薪到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今年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频发的罢工事件、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似乎也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真的出现了某种转折点，议论刘易斯拐点的人越来越多!     

最低工资、机器人使用与企业退出

本文构建跨省界城市对的工业企业数据集，结合国家企业注册登记数据精准识别工业企业退出年份，研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检验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将导致企业退出概率增加；而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可以抑制最低工资上调导致的企业退出风险。以上结果在使用跨省界区县对的宏观数据检验时依然稳健。此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成本节约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降低了其退出风险。本文研究对“稳企业”及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较强政策借鉴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岸贸易中的大陆台资企业影响——以企业GVC地位指数为视角北大核心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岸贸易受到企业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较大。为更好地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陆台企的影响，本文将宏观GVC地位指数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企业GVC地位指数的变化，研究对其生产要素选择及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通过成本效应减少参与两岸贸易企业的数量、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从影响路径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度，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劳动力保护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资本深化视角的经验研究

加速资本深化是出口企业应对劳动力保护冲击的常见策略，这一过程有助于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加强产品和技术研发、改进生产工艺，可能会削弱甚至扭转劳动力成本增强对出口产品质量冲击的不利态势。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样本，利用回归反推法测算了“企业-年度-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借助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政策冲击，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劳动力保护的影响以及资本深化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保护增强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利用省内地理最邻近的三个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剔除离群值和考虑滞后效应后该结果依然稳健。中介效应检验证实，劳动力保护增强促使企业加速资本深化，这一调整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异质性回归检验发现，劳动力保护的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在传统制造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外资企业及长三角地区企业样本中更强。本研究为厘清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岸贸易中的大陆台资企业影响——以企业GVC地位指数为视角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岸贸易受到企业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较大。为更好地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陆台企的影响,本文将宏观GVC地位指数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企业GVC地位指数的变化,研究对其生产要素选择及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通过成本效应减少参与两岸贸易企业的数量、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从影响路径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度,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和影响因素研究——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例

文章利用2011年浙江省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契机,调查分析了新的工资标准实施前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的执行力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力度由原先的80%降低到70%左右;最低工资制度在提升劳动者收入上发挥了一些效果。研究显示,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均是影响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的因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影响执行力度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着工资标准过低和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大幅度削弱了该政策提升劳动者工资的作用。     

中国制造业拿什么PK东南亚

耐克和阿迪达斯先后关闭了在华的加工厂,移师东南亚。一时间,东南亚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劲敌"。在这场PK中,中国制造业以何取胜?9月起,海南省最低工资标准全面上调2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在原基础上上浮2元。今年以来,全国17个省份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分配"提低"进程加速,也预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最低工资的提高直接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的增加。苏州一位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工成本涨得有点‘吃不消’"。     

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FGLS 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中,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且作用强度较大;在劳动力素质结构中,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但作用系数较小;在劳动力性别结构中,男性劳动力占比上升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都为负。最后根据实证结论, 就如何顺应劳动力年龄、素质与性别结构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沙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行业选择研究

随着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到来,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正快速地向我国内部地区转移。因此，长沙将面临着如何有选择性地承接产业转移这一重要问题。对长沙2015年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其综合竞争优势指数，从而选择了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烟草制品业等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发展产业，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经济跨越式增长。     

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升级”抑或“极化”?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也给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挑战。为了厘清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8年省级制造业工业机器人数据，匹配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通过联列方程识别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和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显著提升了高、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却显著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表现为就业“极化”效应；而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均具有正向影响，表现为明显的“升级”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为进一步理解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保持就业稳定的政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组团式”外迁：社会资本约束下的产业转移模式 ——上海外高桥（启东）产业园的案例研究

在产业转移方面,经济学研究的缺陷在于把产业转移视为单独厂商的独立行为,忽视了现代化大生产是一种复杂的网络联系,既表现为基于产业链上的企业生产网络,也表现为基于社会关系的企业社会网络.从单个企业来看,长三角地区已经拥有了便利的高速交通网络,苏南和苏北的很多城市已经进入一小时经济圈,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应该会有助于产业转移.但是,现实情况是,产业转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多数企业仍然是宁愿呆在苏南受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煎熬,也不愿意转移到苏北去,原因是产业转移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转移行为,而是涉及到企业生产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的转移.文章以外高桥(启东)产业园为例,介绍了在政府扶持、园区协调下的企业“组团式”外迁,成功地解决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约束性,增强了企业的信心,保证了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都市制造业扩散——基于广州市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区域转移对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广州为例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产业转移的趋势和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广州与其三个产业转移园区所在地梅州、阳江和湛江制造业的产业集中率、制造业中心值、SP指数等指标,发现广州的制造业转移趋势较明显,大部分产业都处于扩散状态。本文进一步基于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本轮广州市产业转移向外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产业聚集与失业:新经济地理观

本文整合Harris和Todaro(1970)有关城市失业的观点与Krug-man(1991)新经济地理理论,建立了一个两国两部门的新经济地理失业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产业结构、资本流动与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存在失业现象的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随着资本外移会出现产业空洞化趋势;如果运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制造业最终可能完全聚集于外国。这虽然与Krugman关于产业的核心-边陲型态的发现一致,但本文认为形成产业聚集(制造业由存在最低工资的本国移至外国)的重要原因是外国无最低工资且不存在失业现象,外国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此外,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存在失业现象的本国资本外流,制造业萎缩以及农业部门扩张,劳动力密集的农业部门除了吸纳制造业释放出的资本与劳动外,亦吸纳了部分城市失业劳动力,从而导致城市失业量下降。     

“机器人”时代如何影响我们?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普通劳动力短缺,在用工成本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众多制造企业纷纷进行技术改造,用自动化生产设备代替人工。浙江省也在全省范围内推进"机器换人"工作。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浙江省提出4个"全面",即全面推进"腾笼换鸟"、全面推进"机器换人"、全面推进装备制造业发展、全面推进小型企业上规模。"机器换人"既是省委、省政府的一项工作部署,更是宁波产业发展阶段的迫切需要。随着国际制造业竞争加剧,我国通过智能化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机器人正在抢夺更多的工作岗位。本期财经视点聚焦"机器换人",关注其对企业、员工和社会带来的改变。     

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研究

文章结合汇总数据和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微观数据,全面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在面临工人工资上涨冲击时,其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发现在2004年之前,总体上看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化解了工资的上涨,单位劳动力成本始终下降。而在2004年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轨迹开始分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依然下降。因此,中国制造业未来的竞争优势需依靠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来带动。     

中国西部投资导向

投瓷风向标 日本产业移师中国 目前，日本制造业正上演着逃亡剧情——在东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１１４３家企业中，有一半的企业表示将在３年内把生产基 地外迁。日本国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有 外迁打算的企业７０％准备移师中国，中国人力成本仅为日本的 １／３０，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质量与日本本土 产品已没有太大区别。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昆山和浙江的宁波； 珠江三角洲的深圳、东莞及西部成都、西安等城市成为迁入的首 选地。 多数港商暂不看好西部 据《中华工商时报》披露，港商在内地有投资的…     

珠三角产业转移机理研究

在汇率改革、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广东产业发展进入高成本时代。2005年起,省政府实行"腾龙换鸟"、"双转移"战略,积极推动地区产业转移升级。运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探析广东产业升级转型的内在动力珠三角地区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经济社会收益最大化;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生存环境恶化,借助转移升级,重新焕发活力。产业升级转移过程,好比露珠滴入平静水面,形成"涟漪"效应。     

电子信息产业的有序转移

正近年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制造业具有规模大、增量快、外向度高的显著特征,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以大规模劳动力投入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但是,随着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的收缩、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下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发达国家制造环节逐步转移完毕,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式微,增长率有所下滑,遭遇了发展的"瓶颈"制约。     

最低工资标准、FDI与出口结构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大型微观企业匹配数据、手工查找的全国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是强化还是削弱了FDI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结果 表明,FDI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最低工资标准削弱了FDI对中国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负向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