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双碳”目标下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绿色转型为视角，从绿色经营管理、绿色生产转型、绿色创新转型、绿色排放转型四个维度，构建企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2012—201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政府补贴的资源属性和信号属性均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关系中起反向调节作用，且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补贴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激励和监督机制；第二，提高政府补贴政策透明度，加强与转型金融政策的协同运用，发挥政策杠杆效应；第三，合理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避免政府补贴政策效果受到削弱；第四，根据企业异质性分类施策，积极发挥政府补贴对各类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     

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环保约谈制度实施为契机,基于合法性理论和遵从理论,考察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会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环保约谈显著地提高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代理成本企业中。影响机制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处罚力度和企业环保投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中介及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CRS-DEA模型评估2006—2021年全国工业绿色转型的状况，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正，技术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中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双重中介要素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显示均存在单一门槛。因此，亟需持续推进环境规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业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共生”“双赢”视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     

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利用华证ESG评分刻画企业ESG表现，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ESG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这种促进效应呈现出异质性效果，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低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价值两个作用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第三，ESG表现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比较显著。上述结论的启示：一是引导企业增强ESG信息披露意识，将ESG理念有效运用于公司治理全流程，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实效性；二是引导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处于环境规制强度高地区的企业，在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开展企业ESG实践，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三是建立健全强制性ESG信息披露体系，强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同时致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支持国内企业开展ESG实践和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传统能源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46家A股上市的传统能源公司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探究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企业的ESG表现和政府补贴对绿色投资促进环境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实践、完善公司治理；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重视企业产权性质、提高政策效率等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高能耗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9年高能耗上市企业样本,研究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提升高能耗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而政治关联抑制了该作用即产生了“挤出”效应。进一步的,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各地区普遍存在政治关联的“挤出”效应,但伴随经济发展与市场机制的完善,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重视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化解环境规制的外部约束。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规范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动力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盈余管理是否会阻碍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财务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对企业绿色创新“质”与“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并且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抑制作用强于绿色实用专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则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增加生产操纵和酌量性费用操纵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能够发挥更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成本是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针对经济后果检验表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对企业盈利能力及企业价值会产生持续性的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关系研究——基于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2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为研究对象,在选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门限回归模型、内生性分析模型对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22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添加中介变量创业活跃程度、投资集聚能力、人力资本提升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所产生影响的机制渠道,最后通过加入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交互项来分析环境规制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影响程度和水平具有规模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创业、投资、人力三个渠道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间接影响。在环境规制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有所弱化。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同时探究了这一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小于一个临界值时,它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与绿色投资之间呈反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在小于第一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其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当介于第一个临界值和第二个临界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当大于第二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也应该因企业制宜,同时找到环境规制的有效区间来发挥政策的最优潜力。     

金融科技影响了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绿色信贷的视角

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能否解决我国企业绿色创新中存在的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呢？本文选用2011-2021年主股和创业板681个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准回归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结论在改变样本区间、工具变量法和其他模型回归后依旧稳健。中介回归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扩大绿色信贷的广度和深度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倒逼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显著。企业绿色转型不仅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应当不断探索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新赋能方式。     

财务宽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兼论社会责任与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

企业是绿色创新的重要主体,资金是绿色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1 39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检验法,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务宽裕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务宽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助推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决断权在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仅存在于成熟期,在成长期与衰退期无明显促进作用。本研究为财务宽裕企业合理利用冗余资源、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国家审计能够降低企业碳风险吗？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推行，碳风险已成为约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家重要监督和治理方式，国家审计能否助力企业降低碳风险？研究发现，国家审计介入后，被审计企业的碳风险水平下降，媒体关注和行业竞争分别起互补作用和替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责任履行，从而降低碳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制度环境好和政府财政资金充足地区的样本，以及非重污染和非重点监控单位企业中，上述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企业碳风险的抑制作用具有溢出效应，且有利于改善企业长期绩效。本文对于强化国家审计的碳排放治理效应，缓解企业碳风险，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抑制还是促进？

本文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其中公募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信托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存在正向激励作用,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仅对企业创新数量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公募基金持股对企业创新数量产生抑制作用的影响机制,发现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变化是其作用途径。研究结论为差异化引导机构投资者服务企业创新提供有益的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