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ESG水平显著提升，表明绿色债券能够发挥积极治理作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Heckman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债券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强化外部监督途径提高企业ESG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时，绿色债券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对ESG水平的影响更明显；绿色债券对管理者能力较强企业ESG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绿色债券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证据。     

ESG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ESG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其自身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这一影响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科技企业内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是ESG表现推动企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两大渠道。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往绿色之路：企业ESG表现与环保投资——基于中国绿色金融创新政策赋能的经验证据

ESG是双碳时代背景下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使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11-2022年数据集，检验企业ESG表现提升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条件。实证结果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有助于提升环保投资强度。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对于民营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提升对环保投资活动的赋能效果，是通过改善市场主体的预期、提升经营稳定性并增强企业绿色转型动能的路径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创新政策的支持是企业ESG有效转换成为环保投资活动的重要条件，在得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支持下，企业ESG表现提升能够赋予环保投资活动更大的加速度。本文从强化ESG信息披露规范和治理、设置ESG基金、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多元创新、革新监管方法等多个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以增强企业ESG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水平。     

ESG表现与企业“走出去”: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推动降碳、减排、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的提升可能成为“走出去”的新型优势。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企业个体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实证分析ESG表现的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可以显著而稳健地促进企业“走出去”,且各分维度中治理表现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效果最显著,而环境表现与社会表现则相对较弱。政策冲击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指引》能够准确识别ESG表现的提升与企业“走出去”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有制、规模、管理层的不同会使ESG表现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调节效应显示,企业的融资约束、经营困境、效率问题会削弱ESG表现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效果。路径分析表明,ESG表现提升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促进企业“走出去”。基于此,文章提出要促进ESG信息透明度、制定ESG相关激励措施、积极参与国际ESG倡议等建议。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ESG责任表现吗?——基于MSCI指数的经验研究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和感知能力,同时也为企业履行ESG责任创造了基础条件。本文以2016—2021年入选明晟（MSCI）ESG评级的31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数据库,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ESG责任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其ESG责任表现。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1%,促进企业ESG责任表现提高0.096%。其中,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每提高1%,促使企业ESG责任表现分别提高0.114%和0.080%,数字化战略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公司治理责任表现影响最大,对环境责任表现影响最小。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信息互动和财务绩效三种渠道对ESG责任表现发挥了间接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责任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低碳企业、国有企业、消费型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本文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研究,为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ESG责任和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企业ESG 表现促进了年金计划的实施吗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目标。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作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受到了学术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员工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却鲜有研究探讨企业ESG 表现对于员工利益的影响。本文借助企业年金缴费的客观依据，以2010-2021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企业ESG 表现与企业年金参与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 表现显著促进了企业年金的参与度，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ESG 表现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绩效和内部控制质量，进而提高企业年金的参与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员工素质较高以及高管权力较弱的企业，ESG 表现对于企业年金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 表现在提高企业年金的参与度后，能够进一步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从而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开放是否有利于企业ESG表现

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对多元化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沪深港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效果,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系统探析了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果与内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沪深港通对不同特质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开通促进了企业ESG评级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沪港通和深港通均得到验证。考究其中的作用机制,沪深港通开通主要通过缓解内部融资约束和提高外部投资者关注来提高企业ESG表现。考虑企业特质性,入选沪深港通的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更好。本文研究结论对新时代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推进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ESG 表现

“十四五”时期,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更全面的规划和更长远的目标,持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瞄准企业ESG 表现为切入点,以2007 年-2021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ESG 表现,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吸引分析师关注来提升企业ESG 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高的环境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ESG水平？——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制造业作为中国主要生产部门, 排污耗能问题突出。在“绿色制造”加速推进下探究其面对日益趋严的环境规制如何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以新《环保法》为例从制造业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表现角度实证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缓解融资约束及降低外部竞争等渠道发挥作用。该研究不仅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层面补充新《环保法》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且综合企业内外部视角剖析高强度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     

重污染企业ESG 表现、媒体监督与融资成本关系研究

加强自律、提高ESG 信息披露是重污染行业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积极转型的新途径。以中国开始实施绿色发展指标（2011年）为起点，选择沪深A 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作为样本，以声誉理论、投资者关系理论、外部压力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依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地区和所有权异质性分析等研究重污染企业的ESG 表现对融资成本的影响。选择媒体监督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效应为自律和监管提供了新工具。研究发现中国重污染企业ESG 表现与融资成本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ESG 分维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存在地区和所有权的差异；媒体监督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为企业、投资者和监管者带来了不同的启示，有利于多方合力共同提升企业ESG 水平。     

环境不确定性、ESG责任履行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SG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框架，引导和推动企业积极参与长期价值增长的各项实践行动。当企业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是否还能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长期价值导向，继续履行ESG责任，并且该责任的履行是否能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文章基于企业微观环境不确定性下的管理行为选择偏差，运用实证方法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低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ESG责任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成本管控水平和投资水平两种不同的机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在ESG责任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对低环境不确定企业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显著。     

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析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于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有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补助通过研发创新驱动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分析师披露监督效应三条中介路径来提高企业的ESG表现。其中，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强，融资约束与分析师披露监督的中介作用次之，为政府引导ESG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负责的国际化：ESG优势与中国企业海外经营

当自由贸易愈发关注可持续发展，企业能否通过ESG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塑造ESG优势的过程与企业战略导向和国际市场偏好的“契合度”是否会对转型效果产生影响?文章利用华证ESG评级数据、工业企业与上市公司匹配数据以及世界银行ESG数据库，在构建企业(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以及国际市场ESG偏好的基础上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发现，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践行将在国际市场获得回报，ESG优势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海外经营收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缓和融资约束、激励创新和提高品牌声誉是ESG优势影响企业海外经营表现的潜在渠道。此外，“战略契合”与“市场契合”对ESG转型的国际化效用具有调节作用。ESG转型为企业带来的差异化优势及其与东道国市场偏好的趋同是促进企业ESG优势向海外经营表现转换的重要因素。但是，塑造ESG优势与企业成本领先战略却构成“替代”。较之于ESG优势形成后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这种“替代”更强调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成本与努力。文章提供了关于ESG转型的新观点和新洞察，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化中深耕ESG实践并确定品牌和市场层面的战略优先事项。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ESG表现对其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8—2020年沪深300指数成分股209家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异质性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价值,但由于经营目标、社会期望和投入成本等原因,使得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国有企业和污染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企业要将ESG理念融入经营管理中,以提高ESG治理水平的方式提升企业价值;非国有企业要通过履行ESG责任获得非财务方面的优势,吸引外部ESG投资者;非污染企业要利用好低成本优势,加强ESG信息披露,提高企业声誉。长远来看,国有企业要助力构建ESG评价体系,污染企业要加强行业间ESG的沟通与协同。同时,监管部门应当完善ESG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ESG监管力度,提供政策引导,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采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实质型绿色创新,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开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绿色创新在同行业“陆港通”标的企业间表现为资源竞争的虹吸效应,而在地区内部则表现为溢出效应;企业ESG表现起到门槛作用,随着评级升高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从抑制变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绿色引导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进绿色创新中起到补充作用;而保障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关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为“陆港通”等制度的推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风险投资与企业ESG 表现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ESG 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风险资本作为一类特殊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ESG 决策和行为存在重要影响。以2010—2021 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企业ESG 表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风险资本的“逐名”假说。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资本联合、风险资本声誉较高、风险资本有外资背景等因素显著地抑制了风险投资对企业ESG 表现的负向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ESG 表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强化政府对风险资本的正确引导,以及企业提高ESG 表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国家审计治理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进一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审计治理是国家八大治理体系之一，会通过改进政府行政影响市场环境，进而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分析表明：国家审计治理主要通过成本附加效应和竞争强化效应两个关键作用机制，对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积极作用，但其作用力会因地区法律制度环境和制度成本差异等而表现出异质性。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计量检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此外，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家审计治理与社会审计监督，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中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文章研究不仅从国家审计治理的特定维度，为深刻理解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阐释和科学证据，而且具有重要政策含义：更好发挥国家审计治理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不仅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审计治理自身，还需要在优化地区法律制度环境、破除地方保护,以及加强与社会审计监督协同作用等方面实现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