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业绩承诺的商誉减值足额计提了吗北大核心

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达标与商誉减值是当下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了根据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可被视为并购标的未来获取现金流能力的信号,业绩承诺完成越差,计提的商誉减值越多。但无论是按照“参照公司”测算出的商誉减值预期值,还是按照业绩承诺在并购时影响商誉的幅度,基于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总体上是不足的。进一步地,当业绩承诺距离到期日较远、或净空值较大时,上述商誉减值不足问题更严重;证监会《第8号文》的发布和交易所的问询监管对商誉减值不足问题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进一步检验还表明,按本文方法识别出的商誉减值不足样本与事后监管方识别出的商誉减值问题样本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本文的判断方法对商誉减值的会计实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A公司商誉减值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随着上市公司商誉“暴雷”现象的发生,商誉减值成为会计实务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企业并购会产生高溢价的商誉,会计核算中计提大额的商誉减值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基于A公司收购多家公司并进行业绩承诺导致高额商誉减值的案例,分析了商誉减值的成因、影响,以及减值法与摊销法下各自的经济后果,并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     

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类型界分、原因剖析与规制策略北大核心

近年来,随着国内并购市场趋于活跃,不合理的高商誉和不规范的商誉减值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构建合理、有效的商誉不当减值行为规制体系,以优化全链条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实践中,商誉不当减值行为呈现为确认阶段的不合理高估、计提阶段的规避行为和激进行为、披露阶段的欺诈等样态。商誉不当减值行为易发、频发,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并购决策失当、业绩承诺机制异化、商誉会计处理规则过于原则化以及商誉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孱弱。针对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诱因的多重性,要采取统合规制的策略,整合公司法、会计法和证券法等多部门法在规制公司并购决策、商誉会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欺诈等方面的协同优势,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规制体系。     

并购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道德风险防范——以A证券并购案为例

并购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存在特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出让方利用信息不对称对目标公司进行高承诺、高估值，以及不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收购方利用获取的目标公司经营权，进行盈余管理和恶意经营，以获取业绩承诺补偿。本文以国盛证券并购案为例，面对证券行业经营高不确定性，以及转移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等行为进行分析，提出了道德风险防范的一系列措施。     

对赌协议商誉减值风险机制研究

我国并购市场存在“高承诺、高估值、高商誉”的问题。“三高”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赌协议设计。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察对赌协议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机制。研究发现：对赌协议设计的合理性表现为精准的估值、稳健的业绩承诺和明确的补偿方案;稳健的业绩承诺缓解高估值诱发的高商誉,明确的补偿方案降低对赌期后的商誉减值风险,进而保障对赌协议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有效性;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制定合理业绩承诺标准、加强内部人员管理等策略能提升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有效性。合理的对赌协议不仅能减低对赌期内的商誉减值,也能有效抑制对赌期结束后的商誉减值。因此,并购主体应当充分认识对赌协议特点,优化对赌协议设计,有效缓解“三高”问题,助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推高资产估值了吗

随着并购重组的井喷,业绩补偿承诺作为并购交易定价调整机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那业绩承诺是降低还是加剧了并购交易中的投资风险?基于这一问题,本文研究了业绩承诺对标的资产估值及并购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业绩承诺能够减缓当事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较强的信号作用,推高了并购重组时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同时造成上市公司股价的攀升,该相关度在双向业绩承诺重组交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进一步对业绩承诺进行了事后研究,结果发现,业绩承诺的实现程度与之前的资产高估值并不形成一致关系,预示着高估值资产所蕴涵的预期业绩并未实现,深入分析发现,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好(外部环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较低(内部环境)是其主要原因。因此,资本市场投资者应慎重看待并购重组中的业绩承诺,防范业绩承诺成为空谈的风险;同时,监管层应强化对业绩承诺的事前和事后管理,而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强化对业绩承诺违约的处罚力度是其重要思路。     

业绩补偿承诺影响标的企业价值的机理分析

本文以标的企业价值影响因素为研究视角,以业绩补偿承诺为切入点,从一个整体框架研究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资产价值的应用动因和经济后果,我们发现：签订业绩补偿协议的标的企业并购溢价率显著高于未签订业绩补偿协议标的企业溢价率;相比未签订协议的企业,签订业绩补偿协议的企业在并购完成后的经营业绩更好;业绩承诺协议中的具体要素会对承诺完成情况产生影响。本文结论为研究企业价值评估提供了新的经验数据,拓展和丰富了业绩承诺条款设置的相关研究,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未来参与并购重组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优化并购定价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企业的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业绩补偿承诺协议是并购交易定价事后调整的一种契约安排。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业绩补偿承诺对并购后标的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激励效应,但相比于单向业绩承诺,双向业绩承诺并没有发挥更显著的激励作用。激励效应与承诺的业绩增长率呈倒U型的相关关系,随着承诺业绩增长率的提高,激励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研究还发现,当实际业绩无法达到承诺值时,约定的惩罚方式会影响标的企业的业绩,且相对于现金赔偿方式,股权赔偿方式的激励效应更明显。业绩补偿承诺协议对于提升标的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激励作用,本文的研究指出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不足,对于优化并购定价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国有企业商誉泡沫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商誉泡沫是国有企业监管和审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国有企业商誉泡沫问题，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分析了国有企业商誉的基本情况，并从商誉存量规模的潜在风险、商誉金额虚高、商誉减值准备延迟计提，以及商誉减值“财务洗澡”调节利润等方面剖析了商誉泡沫问题存在的风险。针对这些问题，从并购标的资产评估、商誉会计处理方式、商誉会计政策稳定性、外部监督不到位等方面分析了原因，并从审计角度提出了防范化解商誉泡沫问题风险的对策建议：推动进一步稳定和优化商誉会计政策；推动加强对国有企业高溢价并购行为的监管；推动商誉管理过程中企业、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在国有企业审计中高度关注虚高商誉和商誉大幅减值等问题。     

实体企业业绩承诺与金融风险的机制与防控研究——以天神娱乐为例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关键时期,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厘清实体企业业绩承诺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本文以天神娱乐为例,探究实体企业业绩承诺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旦后续并购的标的业绩承诺没有完成,就会给被承诺方的经营业绩带来负面影响并影响其偿债能力,加大企业财务风险;当业绩承诺完成以后,管理层过度乐观,给予并购标的较高估值,增加非理性杠杆融资的可能,直接或间接放大实体企业杠杆率,通过"传递-积聚-迭代"作用机制,诱发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构建"三层五要素"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事与愿违:并购业绩承诺为何加剧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分析了并购业绩承诺对于并购方上市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一方面,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信号理论,业绩补偿承诺可能起到降低契约摩擦和信号传递的积极作用,进而降低并购方未来股价暴跌风险;另一方面,基于并购业绩承诺制度的理论缺陷以及我国资本市场中代理冲突的特点,业绩补偿承诺也可能引致代理冲突变异并激发相关利益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反而加重股价暴跌风险。本文研究发现,并购业绩承诺使得上市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加重,并且关联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更大,从而支持"代理观"假说。我们进一步检验了标的资产质量不确定性对于业绩承诺是否发挥信号机制的影响,发现无论标的质量不确定性或高或低业绩承诺均无法降低并购方未来股价暴跌风险。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现行制度背景下的并购业绩承诺制度存在显著的理论设计缺陷,因而未实现保护中小投资者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初衷。     

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对评估增值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业绩承诺是企业并购重组中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风险和提高并购绩效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市场中首次公告日在2015—2021年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业绩承诺与其具体条款以及多条款共存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重组交易中包含业绩承诺时,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企业的评估增值率会更高;承诺业绩额越高,评估增值率越高;双向业绩承诺比单向业绩承诺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现金补偿,股份补偿支付方式提高了标的企业的评估价值和评估增值率。边际效用递减效应下,双向业绩承诺与股份补偿支付方式同时存在对评估增值率的影响小于二者单独存在时的影响之和。     

管理层权力、法制环境与企业并购商誉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中国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新增并购商誉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表明:(1)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法制环境具有调节效应,即相对于法制环境弱的地区,法制环境好的地区会弱化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年龄高低也会影响管理层权力与企业并购商誉的关系;并购商誉在高管理层权力组对短期财务业绩具有正向影响,对长期财务业绩具有负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各监管部门完善法制环境,企业要加强内部治理机制,以制衡管理层权力,减少商誉泡沫,降低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并购业绩承诺与企业精准扶贫——基于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精准扶贫体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然而,企业并购情境下的业绩承诺可能诱发甚至加剧管理层追求短期业绩达标。本文以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并购业绩承诺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签订并购业绩承诺会通过增加业绩压力和代理成本显著抑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机构投资者、媒体和分析师等外部监督主体对两者关系具有非对称的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媒体报道会缓解业绩承诺的负面影响,而分析师关注则会加剧这一负向关系。此外,“虚高”与“非虚高”业绩承诺均会抑制企业精准扶贫,企业产权性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对完善业绩承诺监管、改善企业精准扶贫以及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高溢价并购可以带来高市场回报吗?

本文以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并购溢价与并购短期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吸收合并、商誉和业绩承诺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溢价会显著提升并购短期市场绩效,同时资本市场也存在着并购消息提前泄露的问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有追高情绪,吸收合并类并购重组的并购溢价更能促进并购短期市场绩效提升;在经历了2015年A股市场异常波动后,市场回归理性,高商誉、高业绩承诺的高溢价并购无法再显著提升并购短期市场绩效。本文结论丰富了并购溢价与企业价值创造关系的研究,为规范并购交易定价和促进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和政策参考。     

股份支付并购中存在不同的盈余管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收购方的视角,以2008~2010年在并购过程中采用股份支付方式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在股份支付并购中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收购方在并购前半年存在显著正向应计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在并购当期存在显著正向真实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并购后一年公司业绩的下降程度受到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交替影响;股份支付并购是促使公司管理层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并且对并购后一年绩效显著下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分析

深证A股发生多起重大资产并购重组事件,约八成以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业绩承诺协议,业绩承诺已成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作者基于2013年至2017年深证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资料,分析并购行业、业绩承诺签订、业绩承诺完成、业绩补偿方式等情况,探讨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并提出增强对并购标的的识别能力,加快并购双方的融合进程等建议。     

业绩对赌协议对并购溢价和市场反应的影响

在推进并购市场契约创新背景下,研究业绩对赌协议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构建了并购双方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理论效用模型,并以2006—2020年收购方为上市公司的资产收购为样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业绩对赌协议中对未来承诺期限规定越严格,溢价规模越大,且业绩对赌相对规模与溢价呈倒U形关系;第二,通过在模型中引入股价异常回报情况,发现业绩对赌协议和市场反应之间为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并购溢价在两者关系中的中间遮掩效用和门槛效用;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溢价会对合约细节与对赌结果、市场反应与对赌结果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研究有助于企业避免由过度保护、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估值溢价偏差,进而合理利用并购溢价和协议细节调动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情绪与信心。     

并购交易的审计师选择与后续鉴证质量

在并购交易中,上市公司作为主并方通常倾向于选择年报审计师负责并购标的审计,从而降低并购风险与成本;但实务中仍有一批主并公司的管理层选择非年报审计师负责并购交易的审计。对此“异象”,本文提出,作出后种选择的管理层在主观或客观上制造了并购交易审计师与年报审计师之间的潜在利益竞争,从而可能实现两方面的机会主义收益：其一,公司在并购当年的年报审计中得到更加宽松的待遇;其二,公司在并购交易完成后的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审核中得到更加宽松的待遇。基于2008-2017年的并购审计市场数据,我们发现了与上述假说相一致的证据,通过引入新的市场中介,上市公司达成了两方面的机会主义目的。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公司在并购交易中的非常规中介选择行为通过触发外部治理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显著削弱了外部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