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

互联网及互联网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新兴领域。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与组织正处于转型之中。通过梳理互联网领域的模式变迁与制度动力,窥探治理行为的基本逻辑,能够洞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建设动向。同时,重新审视和辨析"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制度战略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的可能路径。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的重构应该从观念层面、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治理。其中,观念层面是基础,直接决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互联网领域的公约与条约则是重要的法律保障,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具体负责治理实践的开展。中国要从互联网大国转变为互联网强国,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建设,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战略,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责任伦理思考

在全球气候治理趋热的今天,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入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章分析全球气候治理国家责任困境的表现,以国家责任困境问题为导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提出不同类型的主权国家在当今国际环境中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一,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发展经济,只有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实现,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也应当积极承担适度的减排责任。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应当主动承担国家责任,携手欠发达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三,新兴大国应当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承担大国应有的国家责任,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带头示范作用。     

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角色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源于全球经济治理又超越全球经济治理,从经济治理向政治、外交延伸,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由量增向质变转换,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是国际社会基于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传递的群体性呼声。新中国成立7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参与全球治理也有利于形成促进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制度和国际规则体系。     

社会治理制度变迁和创新路径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提到社会治理。从早期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到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我国社会管理制度不同时期内涵明显不同。适应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深刻把握现实国情,加强社会建设,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着重推进以下几项制度建设,即构建社会参与共治机制;实现各社会治理主体权责、诉求制度化;实现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重大突破。     

后2012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话语竞争

在后2012气候变化未来治理选择的讨论中主要有三种话语：绿色治理性话语、生态现代化话语和市民环境主义话语。有三个重要的切入点,即强制的目标设定和义务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组织框架的效力;气候管理体制的长期环境完好性。国际合作在其中至关重要,但又受制于当下的国际情境面临着重重困难。因此我们需要更关注后2012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话语竞争中价值观的转变。     

新时代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治理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有责任为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此,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期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安定有序、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制度变迁对乡村区域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关中地区村庄修路的事件与过程

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对建国后关中地区两个村庄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作用下,乡村区域治理秩序不同,乡村区域公共产品和参与公益事业的水平也不同,借用象限来表达三者间的动态关系。以此为视角,文章认为在新农村建设时期,由于村庄利益博弈、基层政府理性不作为以及国家刚性制度的缺失,该地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乡村区域治理秩序。文章最后认为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要形成良好的乡村区域治理秩序,政府制度供给责任不容推卸。     

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的现实困境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经济贸易的繁荣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数字风险也急剧增加。由于各国数字治理模式差异显著,难以有效化解全球数字风险,因而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着多边机制失灵与规则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南北国家数字鸿沟扩大的治理失衡、数字霸权与数字保护主义抬头的治理乏力三重困境。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困境,中国需从顶层设计、规范再造、基础建设与理念更新等方面着手,为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方位和价值意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向世界奉献的重要思想和公共产品,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高度,准确把握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不忘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目标和使命而向全世界呈现的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理念倡议,更成为统领中国对外政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价值基础、构想和实践。     

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的制度分析

在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更多困难,近乎失灵。但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经济治理仍将在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上发挥重要作用。文章聚焦制度分析,以制度在不同国家层面上的协调为研究核心,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涌起的背景下,制度超越国界之后协调更加困难。破解全球经济治理困境要增加大国互信,以促进治理主体合作为中心,以完善和优化治理平台、培育和发展国际组织、加快构建更多经贸规则等为抓手,不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威胁,也使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在全球多领域产生了全方位链式影响,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反应迟缓、部分失灵、治理成效有限。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际机制等应对不足、效果不彰。大国领导、大国协调与合作难度加大,未能体现领导作用。各国需要反思如何来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确保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各国还需维护和稳定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公共卫生领域形成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对国际治理制度的更新、补充和替代,加大大国协调与合作力度,加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赋权和赋能,提升其权威性和行动力,强化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和制度建设,增补新的制度安排,在全球层面结成理念共同体、制度共同体、政策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确保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共同发展繁荣。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

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时,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借鉴和吸收了现有研究成果,整合了对国家崛起、制度变迁和结构转型的理解,在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国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和制度是非中性的等基本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增长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与利益均衡,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和持续的合法性根基,从而使得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制度变迁以及新的制度框架中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构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发生结构转型,因此,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经济制度,建立具有排他性、收入独享性、可自由转让性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基础.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有效的组织在制度创新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种能提供对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激励约束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