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管理者非理性行为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5年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管理者的三种非理性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风险偏好和管理者从众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从众行为会导致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过度自信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均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尤为严重;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即非过度自信管理者适当的风险偏好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因此,要想提高公司非效率投资管理应从管理者的心理素质培养入手,重点培养其避免从众心理,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对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还需要培养其适当的风险偏好。     

管理者行为、企业生命周期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动态影响。选取2012-2015年深沪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管理者代理行为逐渐加强,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却逐渐减弱。管理者代理行为和过度自信共同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成长期阶段的企业非效率投资主要受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显著影响,管理者代理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成熟期阶段的企业非效率投资既受管理者代理行为的显著影响,也受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显著影响;衰退期阶段的企业非效率投资则主要受管理者代理行为的显著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区分产权性质,实证检验了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会抑制投资过度,加剧投资不足;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加剧投资不足和抑制投资过度的程度要弱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任期异质性、教育背景及其异质性显著影响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非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的任期及其异质性、教育背景及其异质性显著影响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关系。     

企业集团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研究——基于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到2009年我国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的数据来考察非效率投资问题,并分析了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企业规模、集团控制对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较为普遍,并且投资不足比投资过度更为严重;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和企业规模显著影响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集团控制的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可能性更大。     

企业集团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研究——基于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到2009年我国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的数据来考察非效率投资问题,并分析了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企业规模、集团控制对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较为普遍,并且投资不足比投资过度更为严重;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资产增长率和企业规模显著影响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集团控制的矿产资源型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可能性更大。     

金融错配、企业资本结构与非效率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实证检验金融错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错配引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显著增加,金融错配引致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严重,大规模企业投资过度程度加深,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不足,房地产企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资本结构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金融错配通过扭曲资本结构的市场治理属性,引致微观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金融化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企业“脱实向虚”和上市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基于投机性目的下的金融化行为视角，实证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倾向造成企业“脱实向虚”进而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其未来所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并且这一影响主要存在于当期毛利率较低或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职工董事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企业投资效率角度首次对我国职工董事制度的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即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设置职工董事与其投资效率的关系,同时考察企业产权性质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职工董事可以有效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而且这种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和处于低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更加显著。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职工董事不仅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而且可以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职工董事能够有效抑制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缓解了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不足;职工董事在竞争不激烈的产品市场中主要可以抑制过度投资,而在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中则可以缓解投资不足。     

市场时机与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基于股权融资渠道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中国A股市场2004-2009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市场时机影响公司投资的股权融资渠道,并深入分析了市场时机影响上市公司投资的机理过程及经济后果。结果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显著市场时机影响公司投资的股权融资渠道,通过分析市场时机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发现股权融资渠道在缓解融资约束公司投资不足的同时也造成了非融资约束公司的过度投资。最后,实证检验表明,市场时机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使用python爬取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其中的作用。实证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减少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而缓解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区域以及民营性质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CEO金融背景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

中国上市公司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其特征必然会反映到企业投资决策中,这为研究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此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本文考察了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金融背景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且银行背景CEO产生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渠道检验发现,CEO金融背景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在丰富高管金融背景与投资效率相关研究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模拟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了环境灾害损失冲击对于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本文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环境灾害冲击会显著提升银行体系的违约率水平,同时伴随着企业融资溢价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萎缩;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灾害损失冲击会导致银行违约率水平显著提升。且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实证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企业的资本折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环境灾害影响银行违约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灾害冲击及其导致的银行违约率上升还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水平,降低放贷规模和主动风险承担,并反作用于实体企业,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环境物理风险研究,刻画了环境灾害损失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后续效应,为政策部门防范气候环境风险提供了借鉴。     

银行信贷、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的关系,以及银行信贷对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正相关,特别是企业过度投资中耗费的资源、形成的产能具有不可逆性,将直接增加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导致企业沦为僵尸企业;银行信贷对企业僵尸化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相对于过度投资来说,银行信贷对于抑制投资不足导致的企业僵尸化问题更加有效;从贷款期限来看,短期贷款能够给债务企业形成流动性压力和再融资压力,迫使企业经理人提高投资效率,从而对企业僵尸化问题的调节效应更显著。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

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本市场的良好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如何防范化解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引起广泛重视。本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上市企业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信息披露质量，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显著负相关，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越低，且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分析师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分别作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机制，对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三是信息披露质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非效率投资两条路径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本文基于信息披露视角，为防范化解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企业家特征是否影响企业债券违约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报告中企业家成长轨迹的路径框架,筛选并确定了影响债券违约的三个层面6个企业家特征,建立企业家特征组合下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模型,并以2016—2021年发行长期债券的A股非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家特征是否影响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研究结果发现：（1）企业家特征组合存在3条债券高违约风险路径,以及三类4条债券低违约风险路径。（2）高“结果导向创新”且非高“过程导向创新”是债券低违约风险的重要特征;非高“结果导向创新”以及非高“社会责任”则是债券高违约风险的重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精神层面和责任担当层面的企业家特征因素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较为显著,且存在一定对称性;而能力素质层面的企业家特征因素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对称性。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高“过程导向创新”、非高“结果导向创新”、非高“教育背景”、非高“经济责任”和非高“社会责任”等会导致企业家精神资源的高损耗,且损耗程度较高的企业家特征组合,企业债券违约风险更高。鉴此,降低企业家精神资源损耗对于降低债券违约风险的作用不容忽视。要做好风险防范,...     

管理层持股、税收规避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论文在考察管理层持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税收规避对管理层持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的中介作用.在区分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后,发现在企业投资过度的情况下,管理层显著通过减少企业的税收规避活动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然而在投资不足情况下,避税活动的中介效应并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授予管理层一定股权,可以显著降低税收规避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减少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成本.     

独立董事宏观视野与公司债务违约

在宏观形势日益对企业经营稳定产生重要影响的现实背景下,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债务违约事件为研究样本,关注具备宏观视野的独董能否利用其咨询角色帮助企业防微杜渐,减少债务违约现象的发生。实证发现：发债公司的宏观背景独董数量越多、比例越高,公司债务违约现象出现的几率越小;并且当企业面临较高经济不确定性与较高系统风险时,宏观背景独董能更显著地发挥边际效用,对企业债务违约现象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还表明,宏观背景独董能帮助企业提高投资效率,进而减少债务违约现象的发生。上述研究结果既为独董的咨询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对债务违约的影响因素与缓解机制进行了补充。     

产融结合能否校正企业非效率投资? ——基于金融机构持股实体企业视角

本文选择2011—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金融机构持股实体企业的产融结合模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机构持股不仅能够显著缓解实体企业投资不足,也能够抑制实体企业投资过度;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随着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增强,金融机构持股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越强,当企业承担代理成本增大时,金融机构持股抑制企业投资过度的作用越强.本文厘清了金融机构持股实体企业的产融结合模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理,丰富了产融结合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