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富人治村与不完整乡镇政权的自我削弱?——项目进村背景下华北平原村级治理重构的经验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视域下,资源匮乏地区富人治村的生成、运作及其后果。通过对华北平原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发现:首先,项目进村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的主旋律,在"不完整政权"的乡镇,资源匮乏使项目进村与富人治村具有高度亲和性;其次,富人治村从治理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治理任务与治理过程这三个维度上重塑了"不完整政权"下的村级治理;最后,乡镇政权实现了从依赖中坚农民到依赖富人参与的转变,导致原本就不完整的政权随着富人垄断村庄政治和制衡乡村关系而进一步削弱。本文实现了富人治村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研究视域上从基层民主自治到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转向,二是研究场域上从资源密集地区转向资源匮乏地区的转变。     

乡村空间统筹治理的村庄规划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乡村发展的问题诊断,结合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定位,明晰乡村空间治理对村庄规划的需求,从村域"人—地—产"耦合互动机理、村域土地承载力提升的村庄规划标准、基于分区分类的村域差别化治理等方面,梳理村庄规划编制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与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人—地—产"耦合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识别促进村域发展的要素协同的内在机制,能通过村庄规划促进乡村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转型;(2)村域承载力通过识别耕地与建设用地承载力的关键限制性因素及其阈值,为村庄规划编制提供科学的规划标准,是村域土地利用规模控制和用地调整的关键依据;(3)不同类型村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其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各不相同,从村镇体系、村庄定位、人口规划、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居民点布局、公共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整治和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探索差异化的村庄治理路径是村庄规划治理的核心。研究结论:村庄规划编制应该立足于村域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征,系统研究乡村发展定位、过程格局、驱动机制、规划标准等,提出符合村域特征的差异化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和对策。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论民间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及后果——对浙江省先锋村村治过程的初步分析

村治是各权力主体在村庄内部交互作用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并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成为村治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对村治的参与，一方面提升着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村级组袅权威的衰落，给乡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此，重建村级组织权威，实现民间组织的制度化参与，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改革开放后,由乡村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富人治村现象出现且普遍化,但对富人治村的效果,研究者各执两端。本文利用2014～2016年27省份756个村庄的治理调查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升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但对整体灌溉状况和集体行动组织影响有限。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约束产生的交互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能影响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衰败的背景下,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的富人村干部逐渐超越传统的宗族网络,成为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而基层民主的发展则对富人村干部扩张中的权力构成了约束,激励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资本下乡中村企合作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矛盾纠纷的实践困境,重构原有村庄治理结构,推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生成。村企合作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不同,各个主体进行策略性合作,促使形成目标一致的合作治理行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将企业纳入村庄治理主体,通过村庄联合党委的治理平台,发挥合作治理优势,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效果的合作治理逻辑。资本下乡中的村企合作治理,一方面促进村庄治理结构优化、村庄共同体再造和村企矛盾纠纷减少,另一方面村企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村企合作治理要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能人型村干部生成逻辑及其治村实践——基于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经验证据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价值凸显，对由谁来推进、何以实现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等问题的回应变得迫切且重要。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新时期的发展实践提炼出“能人型村干部”这一概念，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村干部角色变化分析能人型村干部生成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对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新型治村策略展开分析。进一步借助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检验村干部能人化和能人型村干部治村的具体实践。案例村庄发展绩效表明，能人型村干部以经营村庄的方式带动村庄发展，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贡献显著。本文分析认为，未来一方面要破除体制机制的制约，尽可能为能人型村干部提供广阔的舞台和全方位的保障与激励；另一方面尚需通过创新制度设计与引入可行的内外部考核监督机制，有效规制能人型村干部越界行为，保障其带动村庄发展的绩效，严防能人变“村霸”。     

新时代乡贤治村的嵌入逻辑与现实检验：双案例对照

乡贤治村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中"三治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已有研究缺乏乡贤治村的机理分析,并且存在德治乡村的误区。为了检验这一偏差,本文运用嵌入理论,从"身份嵌入、资本嵌入与价值观念嵌入"探索了乡贤治村的嵌入逻辑。然后运用两则案例凝练出乡贤治村的一般路径。研究发现,乡贤治村的嵌入路径因个体的成长机制而异,乡贤治村要通过创业行为实现贤能兼备,相应的经济价值回报是乡贤治村的持久动力。本文贡献在于,一是引入嵌入性理论,从"公共身份—比较优势"两维度辨识了乡贤,具有普适性;二是建构了乡贤治村三维嵌入逻辑,得出乡贤治村的一般规律;三是纠正了乡贤以德治村的认知偏误,乡贤治村的回报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动方是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     

河南省林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研究

着眼于“建筑之乡”河南省林州市两代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基于林州市茶点后子岗村、五龙镇渔村、桂林镇七泉村、东岗镇教场村4个村庄调研收集的数据,从受教育情况、社会关系网络、外出务工情况、城市感知与城市融入等视角剖析林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从家庭负担、社会保险、城市融入等角度分析潜在问题,为我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发展基层民主 规范“富人治村”

正在农村经济社会逐渐分化,各地政府鼓励富人成为农村"带头人"的大背景下,"富人治村"现象愈加普遍。客观上说,富人担任村干部,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影响力为村庄争取项目资源、发展机遇等,但"富人治村"的负面影响也亟需警惕。当前,我们要尊重"富人治村"的既定现实,利用并顺应这一趋势,引导     

村支书老龄化现象须重视

正当前,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村支书队伍老龄化问题突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整体较弱,治理经营兼善型干部总体欠缺。村支书是村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是基层治理的"领头羊",而现在村支书队伍建设却面临诸多问题,有的老支书一干就是几十年。河北省2016年对13个乡镇276个村的解剖分析显示,55岁以上的村书记占46%,60岁以上的占26.9%。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发展集体经济更需完善乡村治理

正乡村治理需要发展集体经济,村庄集体经济不仅能支持村庄的治理,良好的村庄治理也是集体经济存在的前提。集体经济和村庄善治构成了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村庄集体经济,村庄治理就会面临许多困难;如果没有良好的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也很难发展,甚至可能影响乡村的稳定。发展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发展集体经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但少有研究从生命周期视角探讨留守经历与儿童长期发展的关系。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4个维度6个指标的多维测量框架，系统考察了儿童期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贫困率很低，但多维贫困率较高，健康和社会保障维度贫困是其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原因。(2)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状态和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3)留守经历对女性、“90后”、短期流入、省内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影响更大，父母双方均外出型比父母单方外出型留守经历的作用更明显。(4)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留守经历产生多维贫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显著负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制定针对性政策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减轻“拆分型”家庭模式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     

资源贫乏型乡村如何实现内生发展——基于西部地区D村的乡建之路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资源贫乏困境,严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西部地区D村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深入了解资源贫乏型乡村蜕变提供了事实依据,揭示乡村内生发展的实现机制和典型经验。D村摸索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之路探索、萌芽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合作组织建设、变革期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村治结构重塑、稳定发展期的治理有效实现与村庄特色建设等四个阶段的依次演进,既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微观缩影,也充分揭示了村庄能人牵头、复合产业建立、政府组织支持和要素变革行动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为乡村内生发展道路实现提供动力支持,彰显出人才、产业、政府、制度多维要素的驱动效应。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困境——基于湖北省双河村的个案调查

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就业,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通过对湖北东北部一典型农村深入调查,发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弱化、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村民自治缺乏主体力量、村庄关联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这给农村发展与社区治理带来诸多困境。城市融入的重重制度障碍,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最终一部分高龄农民工仍要回到农村。村庄精英的流失造成农村发展的困境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