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61个地级市TFP分解数据的路径分析

国家高新区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载体，文章利用2001-2014年我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TFP的分解项来看，高新区设立促进了所在城市规模效率提高，却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作用具有显著城市等级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城市设立高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土地转让数据、城市专利数据等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间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技术创新下降和产业升级钝化是抑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物流信息化对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加大信息化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积极推进物流数字化发展对推动物流降本提效和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用面板因子分析方法对物流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并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对物流信息化和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信息化对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物流信息化对周边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物流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物流信息化规模和物流宏观发展水平对本地区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直接效应中,物流信息化对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增的积极影响,且对周边地区均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从各分指标来看,在东、中部地区物流信息化规模和宏观环境对本地区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积极影响,但在东部地区不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中部地区物流信息化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为正,西部地区宏观环境并不具有正向直接促进效应,但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为促进我国物流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从加大物流信息化投入、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和政策协调力度方面提出了建议。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结构转换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与检验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前结构转换尚处于“倒U”曲线左侧，即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间结构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结构转换均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中部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周边地区结构转换将会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正向效应。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中国新旧产能有序转换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其具有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特点。（2）从单因素考虑，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3）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规模能够提升制造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但是制造业集聚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互相匹配；以制造业集聚效应为标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范围的提升空间。（4）从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路径差异来看，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对不同路径具有作用相反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2-2021年中国长三角中心区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静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假说。从经济开放度的视角，探究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静态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经济开放度小于或者等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当经济开放度大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和各地级市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优化先进制造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经济增长越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由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组成,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改革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992-2020年京津冀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基于3种估计方法

基于1992—2020年京津冀3地宏观数据,利用索洛余值法、隐性变量法和数据包络分析3种方法,测算京津冀3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等重要指标。结果显示：北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明显高于天津、河北;不同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有相同变化趋势,天津、河北两地的增长率变化趋势较一致,但与北京的增长率变化趋势不一致;京津冀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增长出现放缓甚至略微下降的局面;京津冀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提高。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售电侧改革、空间溢出与区域绿色发展

基于中国售电侧改革政策，采用2009-2020 年30 个改革试点（不含西藏自治区）面板数据，构建空间DID 模型对比分析了各试点售电侧改革对空间关联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售电侧改革通过要素流通、产业升级、政策学习机制促进空间关联区域绿色发展；同时通过政绩竞争、示范- 模仿、生产关联及社会监督效应助力本省绿色发展。文章精准识别售电侧改革绿色效应溢出机制，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力市场提供经验证据。     

要素禀赋、有偏技术进步与区域创新空间收敛

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激发全社会创造力的关键。文章基于CES生产函数构建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两地区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要素禀赋差异和有偏技术进步对区域创新空间收敛的影响机理，并从城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要素集聚促进了区域创新，要素禀赋的空间非均衡性导致了区域创新空间差异。我国城市资本和劳动呈互补关系，技术进步方向总体上偏向资本。在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价格效应引致稀缺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技术进步方向的非同向性造成创新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加剧了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差距。研究结论为提高区域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创新空间收敛提供了重要启示。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及Logit回归和PSM-DID基于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研究政府补贴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甄选效应下，规模大、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激励效应下，激励进入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抑制作用，而激励退出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不同企业所有制及补贴强度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通过对影响渠道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和管理性交易成本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85 个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285 个地级市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动态杜宾模型分析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对中国各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各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 下降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交通和医疗基础设施会对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能源和环境基础设施会对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文化基础设施会对邻近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交通和环境基础设施会对邻近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讯和教育基础设施对当地和邻近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影响。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会显著促进当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对邻近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生产显著的阻碍作用。分区域的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仅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还表现出“短期效果强于长期效果”的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