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中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的扩展与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面临更强环境规制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研发创新并具有更大的研发投资额;其次,位于更强的产权保护的城市、更高污染强度行业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将更加明显;最后,环境规制不仅促使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了研发倾向与研发投资,同样促使企业增强了产品创新与生产工艺流程的改进.     

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

本文以“十一五”以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质性推进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1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得到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DID),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加成率;环境规制对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机制实现,市场结构变动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不明显,遵循成本机制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中部地区制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效果更强。     

企业出口前研发投入、出口及生产率进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出口会导致企业生产率提高么?什么因素会影响出口的生产率效应?本文采用2001—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估计了出口的即期和长期生产率效应。我们认为企业出口之前的研发投入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吸收能力来提高出口的生产率效应。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计量方法,我们发现:(1)平均看来,对于首次出口的企业,其出口当年企业生产率有2%的提升,然而在出口之后的几年中这种提升效应均不显著。(2)对于有出口前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存在着持续且幅度较大的提升作用;但对于没有出口前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或提升效应短且较弱。(3)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随企业从事出口前研发年数的增加而提高。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产业链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吗*

基于熊比特的创新理论,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产业链前沿技术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将OECD成员和美国制造业产业发展构建为技术前沿面,以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为基础,通过稳健的TFP和价格加成的测度方法,量化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内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对于产业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缩小与产业前沿技术面的发展差异,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能够削弱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在长期则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市场势力,两者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产业链环境规制政策组合、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市场化进程下的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研究

基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采用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估计了西部地区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下降,劳动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幅上升;在考虑和不考虑市场化进程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显著为正,当期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本文基于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将城市年鉴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对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就近转移的现象,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就近转移效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即污染基本就近转移到周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近几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就近特征;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不仅提升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更是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污染迁出地企业的退出壁垒有助于缓解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而企业的国有性质未能产生明显的中和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当前中国各城市为实现局部短期利益最大而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应该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     

中国制造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差异与行业异质性研究

首先,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应用CES生产函数分阶段推导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数理关系。其次,根据污染排放强度将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重度污染型、中度污染型及轻度污染型3种类型,以2003-2012年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分阶段分行业的计量回归模型进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数理推导证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在数理上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实证检验发现：①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研发专利成果和技术转化新产品生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制造业整体上得到验证;②环境规制对中度污染行业、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波特假说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阶段性和行业异质性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但这一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并无显著作用。但是,我国在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不同区域间环境规制对创新活动影响的差异,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等,为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按照污染强度不同,本文将中国16个制造业部门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大类,就环境规制对三类企业1996～2010年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检验,并力图从促进出口贸易竞争力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规制水平的拐点.研究结果显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关系均呈“U”形,相对于重度、中度污染产业而言,轻度污染产业能够更早突破“U”形拐点,而且目前大多数制造业尚处于各自拐点的左侧.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中国环境规制的投入产出分析

环境规制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了环境规制低效率的单元在既定产出下,哪些投入可减少,以及减少的幅度或在既定投入下,哪些产出应该增加,以及增加的幅度。我国2000—2009年这十年期间以及2009年我国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效率有很大的变化。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环境规制中突出的问题是人员投入存在大量的浪费,而且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工作效率不高,说明环境规制人员,尤其是从事污染治理方面工作的人员的工作能动性和积极性急需提高。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