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保险的洽理模式辨析与模块化选择

银行保险未来模式选择一直都是理论界的热点，本文从治理模式的角度对银行保险未来模式选择进行探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尤其是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为银行保险治理模式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通过引入二维资产专用性，构建了银行保险治理模式选择的理论框架，并且对银行保险的未来模块化选择作了大胆的预测。     

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信用关系的治理机制

本文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公司与农户之间信用关系进行了理论和案例分析,进而得出对于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信用关系,应该根据不同的资产专用性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以此提高交易双方的信用水平:对于专用性程度小的农产品交易,应由市场治理;对于具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农产品交易,需要混合治理模式;对于资产专用性程度特别高的农产品交易,等级治理(纵向一体化)将是最优选择。     

论我国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的现实选择

自1996年引入银行保险模式以来，我国银行保险市场出现了产品结构单一、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和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短期化等诸多现象，直接导致了银行保险发展的起伏不定，使银行保险业务沦为所谓的“鸡肋”。究其原因，是发展模式的选择导致了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困局。目前，政策法规限制的放宽，使得未来我国银行保险的资本融合成为可能；建立合资企业或金融控股集团，将是未来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的可行模式。     

资产专用性对诚信行为选择的作用机理

对资产专用性影响诚信行为选择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的结果显示,资产专用性的投入对经济主体的诚信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资产专用性程度投入水平较低的交易方具有较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影响资产专用性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包括交易频率和信息不对称。为了构建诚信交易环境,需要适度提高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加强市场监管力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培养交易主体的诚信意识等。     

医药企业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沪深两市医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依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以沪深两市医药上市公司2006～201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运用了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医药企业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选择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医药上市公司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     

论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是企业创新的源泉,较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准租提高了企业家、知识型员工投资于企业专用性资产被"套牢"的风险,公司治理中缺乏有效规避该风险的机制是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内因。对我国企业治理机制中人力资本地位不对称的分析表明:企业家主导的共同治理机制与"进入权"激励相结合的治理方案,是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一条出路。     

资产专用性、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及其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直接的契约安排的决定因素,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战略、公司的成长以及公司的价值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所以资本结构成为公司重要的战略之一。本文通过研究资产专用性和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强度和资产专用性负相关。在高资产专用性行业,资产清算价值受到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发生清算的概率越大,公司负债率越低。我们运用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分析支持我们的理论假设。     

中国选择“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的原因分析

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不是由政治家的善良愿望或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得出的“最优”方案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时的制度环境和客观条件,即变迁方式选择的标准：“制度鸿沟”的宽度、“人力资产”专用性的程度、目标制度“记忆”的有无。过宽的“制度鸿沟”、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和“制度记忆”的缺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采取“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     

中国的存款保险机构与资产处置组织（上）

存款保险制度是一国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而资产处置组织则是健康、高效的存款保险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国际经验看，在存款保险机构内设立专门的资产处置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回收债权。降低损失，提高问题银行资产处置的速度和效率。因此，我国在设计存款保险制度时，应优化整合已有资源，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重组合并后纳入存款保险体系，使之成为存款保险机构内设资产处置部门，专门负责问题银行市场退出的清理、清算工作。这样做，一可以利用相对成熟的资源优势，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节省大量成本；二可以使问题银行的资产得到迅速处置，从而保持金融稳定，维护公众信心；三可以妥善解决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未来出路问题。这一方案,将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关于银行保险的国外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80年代银行保险产生以来,国外学者从理论方面对这一特殊金融现象进行过专门研究,就银行业与保险业融合的可行性、银行保险经营的效应、组织模式以及具体行为展开广泛探讨,形成基本共识。     

中国的存款保险机构与资产处置组织（下）

存款保险制度是一国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而资产处置组织则是健康高效的存款保险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国际经验看，在存款保险机构内设立专门的资产处置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回收债权，降低损失，提高问题银行资产处置的速度和效率。因此，我国在设计存款保险制度时，应优化整合已有资源，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重组合并后纳入存款保险体系，使之成为存款保险机构内设资产处置部门，专门负责问题银行市场退出的清理、清算工作。这样做，一可以利用相对成熟的资源优势，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节省大量成本：二可以使问题银行的资产得到迅速处置，从而保持金融稳定，维护公众信心；三可以妥善解决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未来出路问题。这一方案，将是一个多赢的选择。     

农民专业合作模式选择的技术依据--禀赋约束与资产特征

现实中的农民专业合作模式或组织制度的选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的。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如何,除了产权安排对其内在的规定外,客观上,还应取决于农民专业合作禀赋约束和用于合作的资产特征——资产的专用性。禀赋约束和资产特征在技术层面上制约和影响着经济组织的制度选择,并且这两个因素的变动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内生的组织行为动机。     

资产专用性、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

本文研究资产专用性和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二阶段模型表明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和资产专用性负相关：在高资产专用性行业,资产清算价值受到影响,行业竞争越激烈,公司负债率越低。运用我国沪深上市公司跨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命题。检验表明,不同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各行业的产品市场竞争以及资产专用性的差异能够有效的解释行业间资本结构的差异。实践中,融资监管政策需要考虑不同行业的竞争情况和资产性质。     

金融政策法规对我国银行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外部环境是由现行的政策法规决定的,也正是外部环境决定了银行保险行业的运行框架、发展模式和市场表现。我国的银行保险随着我国金融政策法规的演变而发展。本文回顾了银行保险法律和监管的发展过程,运用理论和实证研究政策法规、国民收入、存款利率、准备金率、证券市场对银行保险行业的影响,分析了政策法规对我国银行保险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了有利于银行保险发展的政策建议。     

信任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述评

作为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能否持续成长,成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一直是企业家与学者们热衷的永恒话题。本文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资产专用性理论,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从理论上来解释企业成长过程中信任作为一种专用性资产所发挥的作用。     

战略联盟中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信任和声誉

战略联盟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高失败率的挑战,因此构建能够有效地应对伙伴机会主义风险的联盟治理机制至关重要。法律契约条款、专用资产投资、联盟治理结构、声誉体系和信任都可以作为控制联盟伙伴的治理机制。除此之外,联盟治理也可以依赖基于社会关系规范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即信任和声誉,它们不仅可以作为有效的进化选择机制避免资产专用性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还可以降低层级化治理结构的官僚成本。     

沉淀成本与投资决策分析

本文探讨了现代投资的特征及沉淀成本的含义，分析了沉淀成本的决定因素是资产的专用性，无论从产业组织角度还是从资产的专用性角度研究，沉淀成本都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基于关系契约的专用性投资治理研究

专用性投资使企业拥有了异质化的资本,使供应链获得了独特而又难于模仿的市场优势,这是供应链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供应链契约的不完全性,专用性投资在创造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易引致机会主义风险,因此,必须选择恰当的治理机制以保护专用性投资的价值创造效应而抑制其负面效应。我们认为,关系契约可以通过利益导向型机制和关系导向型机制实现对专用性投资的有效治理。     

欧洲、亚洲银行保险的发展动因、模式及其启示

银行保险的发展在欧洲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亚洲市场也获得了一定进展.相比之下,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才初现端倪.在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下,探讨欧洲、亚洲银行保险的发展动因和模式,借鉴其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银行保险发展平台的合理构筑,推动我国银行保险发展.     

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开放的理论逻辑

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开放就是放松或取消竞争性业务的进入管制，以促进市场竞争。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竞争性业务开放体现了市场价值的利用，同时需建立对管制机构的约束机制；交易成本理论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等方面解释了竞争性业务开放促进了自然垄断行业管制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合作治理理论解释了竞争性业务开放强化了管制机构和被管制企业作为独立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同时需要强化信任体系及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这三种理论不仅有效解释了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开放的逻辑起因，也分析了竞争性业务开放是系统性、综合性改革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