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对家庭实物资产的影响研究——以住房为例

利用调查数据探讨了家庭结构各维度与以住房为代表的家庭实物资产的关系.分析发现新组建家庭对租房的需求强烈;家庭教育结构、收入结构、劳动结构和规模结构对家庭住房面积有正向影响;家庭性别结构、劳动结构与住房价值负相关.同时提出了完善住房市场;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就业率等政策建议.     

家庭结构对家庭实物资产的影响研究——以住房为例

利用调查数据探讨了家庭结构各维度与以住房为代表的家庭实物资产的关系。分析发现新组建家庭对租房的需求强烈;家庭教育结构、收入结构、劳动结构和规模结构对家庭住房面积有正向影响;家庭性别结构、劳动结构与住房价值负相关。同时提出了完善住房市场;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就业率等政策建议。     

家庭互动对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抑郁水平的影响

采用问卷调查对比了家庭互动因素对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的影响,结果提示家庭互动因素对于两类儿童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     

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基于中部地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构建有效的家庭禀赋框架和指标是研究农户贫困和农村家庭综合发展问题的基础。研究选取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和河南省为样本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建立农户家庭属性和成员个体特征数据相链接的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家庭禀赋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和剖析不同流动状况的农户家庭禀赋差异。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禀赋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人口流动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值。成员中有回流劳动力的家庭,其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值就要明显高于家庭成员都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而又稍低于家庭成员有在外务工而没有回流者的家庭。就家庭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状况而言,有回流劳动力家庭的均值最高,其次是有成员正在外务工的家庭,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最低。     

长春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应问题

住房问题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更是全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经济也产生巨大的影响。     

家庭因素对回流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469个回流农民工的数据

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重要因素,回流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既影响县域城镇的房地产市场,也对农民工在县域定居意愿和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在新型城镇化向中小城镇延伸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研究回流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调查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法,从家庭人口因素、家庭收入、家庭随迁情况三个方面分析了家庭因素对回流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对策与建议。     

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城镇家庭住房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典型相关分析模型,对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两个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经济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积极影响,而性别比和人口年均增长率作为人口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消极影响。     

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城镇家庭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并不明显,但是购建房费用在10万元以上和月租房费用在200元以上的比重以沿海省份最高。相关分析还表明:住房消费和地区市场化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产值和非农就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商品住宅价格等正相关;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比重负相关;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市场化指数对住房消费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住房消费的地区差异将扩大。     

外资开放和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分析——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在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户籍制度作用下外资开放、人口流动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实证验证了外资开放、人口流动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外资开放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人口流动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     

管理规模和住房负担对公积金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我国83个城市2014～2017年的数据,研究管理规模和住房负担对公积金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流动性呈现出地区差异分化且不同城市之间差距严重等特征;全样本分析中,管理规模程度越高则公积金流动性压力越小,住房负担越重则公积金流动性压力越大;在分样本分析中,东部地区及一、二线城市的公积金流动性压力主要源于过高的住房负担,而中、西部地区及三、四线城市管理规模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城市的公积金流动性压力。     

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对选举制度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更大、流向集中与精英流动等特点,这全面影响与冲击了我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本文尝试从法学、政治学角度,从分析我国选举制度的原则入手,主要探讨在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冲击下,我国选举制度在代表名额分配、选区划分与选民登记、候选人产生与选举过程等方面出现的与制度环境不能协调的问题,并在认可农村人口流动造就的新的人口分布格局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选举制度改革建议。     

中国受保家庭的遴选与保障性住房的分配

当前中国保障性住房在分配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为此应构建新型保障性住房分配流程。在划定城镇总体受保家庭范围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受保家庭遴选标准体系。将家庭原有资产、资产性收入、职业风险度等指标纳入审核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保障性住房的"分配资格级别"、"分配面积级别"以及"轮候次序"三个公式。在公式打分的基础上,结合家庭的自主选择,确定家庭是否具备受保资格以及受保的程度、受保时间和所分配保障性住房的具体地点。该流程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制度保障,即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个人信用档案制度、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示与奖惩制度以及层次分明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

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支出直接提高了其收入水平。对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为每一个公民创造了起点公平的条件，财政补贴支出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比较大的收入效应。基于此，从不同角度分析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本就是在此基础上研究这个问题，得到了初步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少受到关注。基于2013—2019年的CHFS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发现住房流动性提高对家庭住房资产配置为正向影响,以限购为代表的限制性交易政策降低了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家庭、无子女家庭、城镇家庭以及一套房家庭的住房资产配置受到住房流动性的显著正向影响,但是限购政策削弱了流动性对上述家庭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多套家庭的住房资产配置则受到住房流动性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流动性提高了预期收益对家庭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在房价处于高水平时,流动性能够使高风险厌恶家庭增加住房资产配置。另外,住房流动性能够促进多套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消费支出。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人口及家庭结构的现状及改善

目前,在我国的人口结构中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减少、在家庭结构中正演变为"倒金字塔"结构,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对解决现阶段我国存在的人口和社会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土地财政、房价与人口流动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十年来中国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但同时也呈现出省际人口流动放缓、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人口流动吸引力显著增强的新趋势。研究构建了土地财政、房价与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并采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路径有两条,且通过公共物品对人口流入的促进效应大于其通过房价对人口流入的抑制效应,最终表现为土地财政促进人口流入;地方公共物品能够资本化在房价中,土地财政和房价之间存在正向促进的双向互动关系;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均促进人口流入,但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强于西部地区。为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引导地方政府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优化土地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方向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住房体制改革,改变粗放式的“一刀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