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     

金融科技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金融科技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采用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贸易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匹配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可能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企业旧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对企业内部影响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企业内产品质量分散度,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结论对于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加速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匹配数据,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动态效应。估计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基于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使用工业机器人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边际成本,从而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种提升效果在大规模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基于动态视角的拓展研究进一步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会带来贸易拓展效应,但新建贸易关系的产品质量相对较低;也会带来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低质量产品将从中高质量产品中抢夺市场份额,引发激烈的竞争效应;还会带来先发优势效应,即率先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获得的质量提升效果远高于平均水平。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造业出口质量

银行业改革及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建设制造强国及贸易强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与增加中间品进口是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促进效应。     

政府补贴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还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增加研发创新和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贸易数字化、柔性生产力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决策引入其中，研究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生产力提高质量改进的固定成本效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识别企业自建主页以及使用国内电商平台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具体情况，据此构建测度企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信。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柔性生产力是贸易数字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且考虑不同样本期和替换新指标后该机制依旧稳健，特别是小微型、劳动密集型、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进行贸易数字化转型，更能通过该机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采用跨境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大。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进口关税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出口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展开微观层面的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靠近世界质量前沿的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具有积极效应,即"规避竞争效应",而对远离世界质量前沿的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消极影响,即"气馁效应";从不同企业类型来看,关税减让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明显,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关税减让无法促使技术和质量水平落后的产品退出市场,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规避竞争效应"的影响更明显,加工贸易企业产品质量受到关税减让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他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因素中,企业研发投入是最为重要的正向影响因素。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融资约束与贸易方式转型

本文将贸易方式选择和融资约束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融资约束对企业贸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估计法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引导企业选择一般贸易的出口方式,并且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贸易方式选择效应越明显。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上述研究表明,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对于转变中国的贸易发展方式、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分割、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首先利用拓展的MO模型分析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研究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使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生产分割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服务业开放扩大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面影响;该结论在经过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工具变量法和替换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生产分割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差异化影响,显著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非垄断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机制分析表明,生产分割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进口中间品质量两条渠道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金融开放、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验分析

改进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以及扩大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使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进驻区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创新促进渠道是外资银行进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高金融业中间投入行业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制度环境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都强化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质量升级效应.     

外资垂直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估计了外资水平和垂直溢出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改进了既有文献估计外资溢出效应的方法,采用入世前后外资准入政策的变化作为工具变量来检验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贡献主要通过后向溢出效应来实现,即下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对上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上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下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仅对高技术和高质量产品成立,即前向溢出效应部分存在;同行业外资参与程度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即水平溢出效应不存在。以上估计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些结论为理解外资如何有助于本土企业实现质量竞争优势提供了一些参考,为调整我国FDI引入结构和加强内外资企业间的关联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基于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立足于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发展实践和多产品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通过纳入时空双重维度,从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产品集中度两个方面动态出发,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但对出口产品集中度没有显著影响;从企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看,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国有企业的产品集中度具有抑制作用;从贸易模式看,融资约束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提高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从技术密集度看,融资约束越大时,低技术和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越低,低技术和中高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会相应提高.这一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企业内资源配置影响因素方面的经验证据,还为优化资金结构、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参考依据.     

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OFDI的动机视角入手,系统梳理了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和贸易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技术反馈效应、市场深化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升级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控制了OFDI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分位数估计发现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增趋势;系统GMM估计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持续性特征,当期产品的技术层次易受前期积累的影响。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均对OFDI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了创新吗？

本文聚焦出口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由于强化出口的积极效应、弱化出口的消极效应，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区分所有制后发现，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大；区分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混合贸易出口企业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要比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小；区分出口目的地后发现，相较于OECD等国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比只强调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意义更大。     

中国逆向服务外包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0～2018年CEPII-BACI数据库和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文章探究了中国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可靠。机制检验表明,逆向服务外包可以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资本品进口效应等三种渠道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优化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技术密集度和服务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差异化程度和质量梯度较高的产品促进作用更大,并且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要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制度环境在逆向服务外包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     

FDI是否提升了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研究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差距扩大;外资通过生产效率、研发效率、竞争效应等渠道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广告效率渠道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外资企业数目增加会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外资企业出口强度增加会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总体来看,外资不利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吗

本文研究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Kugler和Verhoogen(2012)的理论模型,提出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大微观机制,即"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在实证层面利用城市统计年鉴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在细化的城市-企业维度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通过"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实现。城市服务业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发现意味着,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普遍性,服务业发展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在内涵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