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海关数据,系统性地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和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在机制分析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管理营运资本的效率和缓解营运资本的融资约束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另外,数字金融强化了正规制度及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金融发展摆脱了对地区信任感及合作观念等社会心理的依赖.     

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信贷约束、资本配置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一个国家的信贷约束对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起着多大程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信贷约束使得企业无法得到充足的资金而显著地降低了企业投资高质量产品的行为动力.但是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使得企业对外部信贷资金的需求程度可以通过加速资本的配置来得到满足,也使得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向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固定资产投资上,这最终都有助于企业配置资金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另外,国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外资企业的不同,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信贷约束的表现也不同.在本文使用其他信贷约束指标做稳健性检验之后,和本文构建的信贷约束指标经济含义相近的银行信贷约束与我们所得结论一致,和本文经济含义不一致的商业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是无法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消除的.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基于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立足于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发展实践和多产品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通过纳入时空双重维度,从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产品集中度两个方面动态出发,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但对出口产品集中度没有显著影响;从企业不同所有制性质看,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和国有企业的产品集中度具有抑制作用;从贸易模式看,融资约束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提高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从技术密集度看,融资约束越大时,低技术和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进入退出率越低,低技术和中高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会相应提高.这一研究结论不仅展现了企业内资源配置影响因素方面的经验证据,还为优化资金结构、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参考依据.     

贸易自由化、质量差距与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使用了我国海关统计的29个省份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的HS6位编码数据,讨论了进口关税削减对我国各省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与其他的研究贸易自由化的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差距下,进口关税减让对我国各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方向不同。进口关税削减对那些远离出口产品质量前沿的产品种类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为负;在面对削减关税水平对国内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那些与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接近的产品种类更有可能通过参与技术创新和更多地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来进行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非市场化介入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则会带来大量的成本,不利于我国各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一省市贸易中的比例会影响该地区企业在面对开放市场时采取的质量升级上的调整机制。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2000—2006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考察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该效应受到企业异质性与产品异质性的影响;较强的产业集聚更有利于增强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作用。此外,地区—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分解结果表明,资源配置效应对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贡献率达到了52%以上,其效应是贸易便利化提升地区—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该结论的可靠性。     

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构建了一个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机制框架,并使用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数据和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基准估计结果发现,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当开发区制定的主导产业与该开发区所在城市的优势行业相匹配时政策效果更显著;相较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的效果更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说明,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主要通过优惠政策机制、集聚经济机制和企业自选择机制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市场转换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变化及其进口市场转换行为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企业个体层面的考察显示,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不仅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且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主要是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两个机制发挥作用,通过改变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是不显著的;从进口市场转换方向来看,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企业调整中间品进口市场都会显著提高其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基于行业层面的考察显示,整个行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整个行业的平均出口产品质量。     

技术性非关税壁垒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企业出口数据的机制分析

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存在双重效应,但当下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负面效应,鲜有对其潜在积极效应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带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技术性非关税壁垒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机制分析,解开技术性非关税壁垒对质量提升机制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技术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门槛效应与出口产品种类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在企业规模大小与出口产品种类间存在差异：小规模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更多通过门槛效应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大型企业更倾向出口产品多样性。     

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可否借助儒家文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仍是一个未知的学术问题。文章采用2001年到2007年中国海关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历史的信息和数据来解释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促进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并对民营企业影响大于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文章不仅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经济学价值,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力提供了证据和新探索路径。     

知识产权战略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一项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05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战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证实了自主创新激励效应和知识资源引进扩张效应在知识产权战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中的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行业竞争程度以及行业知识产权密集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最后,知识产权战略加速了出口低质量产品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但有利于出口高质量产品企业的存活。本文验证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影响,对于中国继续实施和完善知识产权战略以促进出口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环境管制与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

关于环境管制与出口贸易的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环境管制对出口量的影响,鲜有文献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运用1997-2002年中国出口海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将两控区政策(TCZ)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倍差法,考察了环境管制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总体而言,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环境管制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两控区的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地区和产品差异,对污染和研发密集度高、国企比重高的行业产生了负向作用,对东部地区和差异化产品部门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正向影响.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更换产品品质指标、考虑外生政策冲击、更换对照组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与质量升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Nested Logit模型,从绝对质量和相对质量两个角度,对2001-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和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实证测算。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整体出口产品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中国出口产品存在明显的质量升级现象。这主要是由机电仪器与交通工具大类的质量升级所带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质量升级与日本、德国、印度、东盟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显示:2001-2010年间,与德国、日本、东盟、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整体质量相比,中国出口产品整体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