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东亚方案与中国作用

全球性经济问题不断出现暴露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诸多问题,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受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区域一体化发展滞缓并始终缺位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应积极贡献体现东亚区域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案。东亚方案应着重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平等缺位、合作缺位、责任缺位,倡导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发展、以"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体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中国是东亚区域的核心国家,应积极发挥作用保障东亚方案的有效可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     

全球价值链研究30年：理论分野与政策变迁

全球价值链在实践上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生动刻画,在理论上不仅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成为一系列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底座。本文首先明确了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作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核心概念的重要意义,以此为出发点梳理了全球价值链30年的发展历程,包括冷战结束后的飞速发展阶段、金融危机后的缓慢恢复阶段以及新冠疫情后向区域价值链的转移阶段。每个阶段的政策实践都引发了理论发展的分野,包括以产品内分工、FDI、外包为核心的生产组织方式分析;以领先企业、惯例原则为出发点的治理结构分析;以国家与市场关系、安全与经济关系、产业政策竞争为主要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范式的分野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变迁的动力机制。我国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从功能主义的国际视角向锚定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意识的发展主义视角转变,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挑战夯实了理论基础。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路径探析

现存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存在参与赤字、信任赤字、大国责任赤字、和平发展赤字。“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中国要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在国际大循环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中国可以通过支持改革和完善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借力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构建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方式参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改善有利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经济治理环境。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研究 ——基于CPTPP、EU-JAPAN EPA、USMCA和RCEP的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全球经贸格局重构,传统贸易治理体系难以解决数字贸易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中,但全球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根据双边、诸边、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进展,重点关注CPTPP、EU-JAPAN EPA、USMCA和RCEP协定,对比分析数字服务贸易的有关条款,探析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的发展态势。本文发现,在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规则构建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分歧同时存在:共识反映的是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歧反映的是不同国别之间的诉求差异。本文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加快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大力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治理框架,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构建,成为数字贸易规则的参与者、推行者以及领导者。     

全球经济治理视角下的G20与中国角色

G20作为21世纪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亦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契机和新的发展源泉,促进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文章将从G20的发展演变与全球影响、中国在G20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中承担的角色及未来发展方向展开论述。     

共生现象：新地区主义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

地区主义并不新鲜,学术界对其有新旧之分,主要是针对本世纪出现的两次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浪潮:旧地区主义是指50-60年代盛行于全球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安排;而新地区主义则是指出现于80年代、盛行于90年代的另一轮全球经济区域集团化浪潮。而这一次区域集团化的强劲发展伴随着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为标志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加强,第一次出现了二者共存共荣的“共生现象”,说明新、旧地区主义的区别绝不只是发生的历史顺序不同,还有着更深刻的背景、动因及作用的差别。     

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及其对我国现实经济的几点思考

任何事物都是相生相长的,如果走向某个极端,就会偏离事物发展的初衷。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界的争论主要是在政府干预派和放任自由派之间进行的。前者以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主张政府应相机抉择地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来干预经济,以使经济稳定和促进增长。而放任自由派则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主张自由经济,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少越好。     

生产方式变迁视角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思考

生产方式的变迁促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则反映了全球生产关系。无论是以国家调节为指导,以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福特主义,还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按生产要素合作生产的后福特主义,事实上都形成了全球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有关政府干预经济的争论评析

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本文对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经济干预的不同观点作以比较,结合中国的转轨经济特征,利用形象的类比分析,希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中的政府作用的认识提供有益的视角。     

认清逆全球化思潮本质坚持推进高水平开放

经济全球化曾经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繁荣和进步,同时对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进步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国际上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有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有大国霸权主义理念的冲击和破坏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失,应客观看待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未来,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决定着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要想恢复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发挥全球化的正能量,就必须进一步规范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制定有效的全球投资规则,形成强有力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我们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不断发挥中国影响力,逐步奠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危机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与挑战

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着空前变化。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趋势仍将朝着既定方向发展,但也有一些趋势将呈现新变化或不确定性。在贸易领域,国际贸易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发动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也会走上新的里程,全球贸易体制面临着改善自身治理结构以适应全球经济新变化的挑战。     

正确认识和处理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的关系

<正>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开放确立为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要求顺应形势,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反映出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我们必须坚持好,贯彻好。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贸易和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国际产业竞争,改变了国际产业格局,并必然地影响到了一国国内的产业分工、产业模     

新区域主义范式下对我国区域合作治理的分析与思考

自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不断增进,向外扩张和向内集聚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其规模从原来的单一分散到冗杂繁复从而发展到后期的逐渐外延,区域合作的协调运作和城市功能重构成为必然。新区域主义理论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诞生,结合我国当前区域治理战略转型的困境分析,在新区域主义范式的催生下形成的区域合作治理实践对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加强城市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标构建和跨国比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经济体只有充分了解自身在全球金融治理当中的竞争力表现,才能有效地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以更好地反映主要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变化。对此,本文将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界定为各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当中影响国际规则设定的相对权力,并将其分为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和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三个层次,测算了34个主要经济体的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数。测算结果显示：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分层次来看,全球金融组织竞争力更向发达国家集中,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相对分散,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中发展中国家排名提升最为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提升自身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的对策意见。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机制、挑战与路径

当前,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背景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从主要合作领域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有助于促进创新发展,加快贸易动能转换,并能有效弥合世界数字鸿沟,降低贸易成本;数字贸易合作通过优化贸易结构、变革贸易方式等路径扩展贸易边界,增强贸易竞争新优势;数字治理合作对于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加快形成制度型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全球数字鸿沟、基础设施薄弱、地缘政治摩擦与数字治理碎片化等现实挑战。为此,我国应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培育投入,发挥“数字丝绸之路”引领作用,加强区域性数字合作,全方位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转型,创新数字合作机制与方式,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探索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及其全球治理

数字经济自出现以来,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缺乏统一的国际规制和征税原则以及数据滥用、数字鸿沟加剧、不公平竞争等一系列治理问题,函待形成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制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治理基本框架,应遵循有利于数字技术和相关技术创新、有利于数字共享和利用数字技术应对全球危机、有利于消除数字滥用和侵权、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等准则。要建立多边协商机制,尤其要发挥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可以为建设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辨析

供给侧机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价格理论是研究供给与需求关键的理论起点。萨伊定律否认国家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有别于新自由主义思想。     

重商,还是抑商?——新重商主义背景下对于重商主义商业观的历史分析

在经济思想史的传统框架中,重商主义被视为一种强调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通过经济政策上回归重商主义,利用一系列的贸易保护和就业保护政策以实现再工业化,从而导致新重商主义在全球经济领域复苏。通过对于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回溯与分析,本文发现,作为一门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重商主义虽然在政策上强调行政干预和政府垄断,在商业史观上强调对商品贸易的管制,但其政策效果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却优先于商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把商业经济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反而在较长的时间内抑制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显得重商主义名不符实。重商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初期的重要经济理论,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国家经济崛起、财政收入增长的国家发展主义,其价值绝非简单的封闭保护主义。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分工的体系下,所谓的新重商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以贸易保护为名的贸易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其与重商主义时代扶持民族幼稚产业成长、构筑民族产业体系的政策目标大不相同。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环境、趋势及其路径选择

本文在考察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从实践层面探讨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中国路径。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应该从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和优化全球价值链、紧抓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维度,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原因与趋势

目前,全球经济步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为国家利益分别采取了新国际贸易保护措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在后金融时期盛行开来。为了积极应对新国际贸易主义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本文初步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期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原因和趋势,以便制定有效的反保护措施缓解贸易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