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技术溢出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双循环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在经典的“逆Abernathy-Utterback模型”框架下,本文基于1995—2018年OECD-ICIO和STAN数据,探讨国内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及差异化效果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国内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均能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后,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程度上升,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下降;与除美国以外的国家、CPTPP成员以及RCEP成员进行中间品贸易,更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与低技术行业相比,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更大,与竞争型行业相比,国内及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对管制型行业的边际影响均较小;与国内及国外前向中间品技术溢出相比,国内及国外后向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边际影响更大。(3)进一步对战略隔绝理论的验证显示,中国在赶超过程中相对国际地位提升,使得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日趋领先于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从而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     

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中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制造业的三个技术类别、两个发展阶段以及三个影响渠道定量测算了制造业外迁对中国GDP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美出口以高技术产品为主,高技术制造业受美制约较大,需要重点关注;(2)制造业外迁通过直接效应、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三个渠道产生影响,短期内直接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长期内溢出效应是造成部门间差异的主要因素;(3)短期内低技术制造业外迁对国内GDP的影响程度最大,长期内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将超过低技术制造业,而且中高技术制造业外迁更加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本文建议应对不同技术类别的制造业采取差异化政策,特别要注重强化中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链上的主导性与不可替代性。     

双重价值链、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核算框架，本文测算了中国省际地区参与双重价值链的程度，并构建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等对制造业增长的空间影响的实证分析框架，考察产业间关联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及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参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均促进了制造业增长，前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后者相反；参与双重价值链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促进作用高于其对高技术行业的作用，出口升级可促进本地制造业增长且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进口投入占比直接降低本地制造业增长，且对低技术行业产出的负效应大于高技术行业；市场化改革、交通网络和资本劳动比例促进制造业增长。     

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本文对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小于美国同期值,美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这与中国制造业后向参与GVC分工程度较高相一致。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具竞争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GVC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加快受制产业的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中美GVC和NVC视角产业关联对比分析——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

本文基于上游度指数和下游度指数,从GVC视角和NVC视角对比分析了中美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上游度指数以及下游度指数所反映出的产业向上下游渗透的程度上,中国比美国存在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无论是在GVC视角下还是在NVC视角下均存在。其二,测算结果反映出的信息表明中国正在往"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但是步伐较小,程度不够。其三,参与GVC对于中美两国产业关联程度的影响较为复杂,对中国而言,与下游产业关联程度负面影响更多,与上游产业关联程度多为正面影响,制造业影响程度小于服务业,影响程度在减弱;对美国而言,制造业与下游产业关联程度多为正面影响,而服务业多为负面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与上游产业关联程度多为正面影响,而且制造业影响程度高于服务业,影响程度均在加深。就分析结果看,中美在分工以及获益之间存在一种角色的"错配"。本文创新点在于:综合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在GVC和NVC视角下的产业关联情况,使得对于中美两国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关联分析更加完整。     

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分析了1995-2013年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状况及行业TFP对比状况,发现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高的行业集中于较低技术含量行业,而这些行业与美国TFP差距并未明显减小。进而以Hakura&Jaumotte(1999)的研究模型为基础,区分产业内、产业间贸易,进行中美双边制造业10行业层面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运用Stata对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与美国双边产业内贸易层面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     

价值链差距与中间品产品内分工的溢出效应

产品内分工是影响价值链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不同价值链差距层次下,中间品(包括半成品和零部件)产品内分工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随着价值链水平所处条件分布的位置变化,中间品产品内分工对价值链的溢出效应变化趋势呈倒U型,这种作用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异质性。     

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强的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这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仍存在较大学术争议。在中美经贸关系趋向平缓和中国扩大进口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将产业链关联和技术差距引入基准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揭示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同行业正向作用大于前向关联负向作用,后向关联影响整体不显著;总效应关于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程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绝大多数行业处于正向作用区间。机理上,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存在正向竞争逃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重置效应,以及负向竞争挤出效应和产品锁定效应;基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回归表明,竞争效应主要存在于同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于同行业和上游行业,产品锁定效应存在于上游行业。政策上,强化与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第三国”进口合作,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和地区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更好发挥进口竞争的正向创新效应。本文对扩大进口战略提升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和重新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失衡分析

从2009年起光电设备制造业的双边贸易差额在中美贸易逆差总额中的占比超过40%,剖析其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对于揭示中美两国真实的贸易态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双边部门贸易情况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研究框架,本文利用WIO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从贸易规模、产品结构、产业关联以及国别结构等方面,对2000-2014年间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增加值分解,研究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模式下的中美光电设备制造业双边贸易失衡被夸大;尽管中国对美国确实存在贸易顺差,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获利能力相对美国较弱,中国在双边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低于美国,且以最终品出口为主;尽管中国产业中间品的生产能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美两国进口贸易波动的外溢效应研究——基于网络模型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网络模型,研究了中美两国进口贸易下降对全球主要经济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美两国进口下降冲击对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中国进口冲击对亚洲、非洲与大洋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较大,而美国进口冲击对欧美国家和地区影响较大;中国冲击影响的放大能力强于美国。(2)美国进口下降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中国进口下降对美国的影响。(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受中美两国进口下降冲击的影响要大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地区当期受到的影响最大,随着冲击的传递,"一带一路"中东欧地区受到的影响也不断增加。本文的政策意义:一是中美两国要和平解决贸易摩擦,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发展;二是中国应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与中东欧地区的贸易往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