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资金约束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重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成效,对“双碳”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10—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金约束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并探析绿色金融和环保压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资金约束程度越高,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就越高,而预防性环保投资就越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强化资金约束程度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同时加剧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当环保压力较高时,会强化资金约束与治理性环保投资的正向关系;而当环保压力较低时,会加剧资金约束与预防性环保投资的负向关系。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中,上述效应比较显著。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省域环境竞争、内部控制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两阶段意向合法化研究

本文将省域政府竞争进一步聚焦到省域环境竞争,通过"中央政府—省域政府—地方企业的两阶段意向合法化"的传导机理来解释省域环境竞争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以2013—2018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省域环境竞争力。研究表明,省域环境竞争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进一步聚焦内部控制与产权性质对省域环境竞争和企业环保投资相关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省域环境竞争和环保投资的负向作用;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省域环境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存在更强的负向关系。     

企业会“低调”披露环境信息吗?——竞争压力下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性,并进一步分析竞争压力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企业环保投资越大,越能够传递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削弱环保投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正相关性,竞争带来的成本压力导致企业倾向于"低调"披露环境信息,以避免可能存在的"鞭打快牛"负面效应,而且这种"低调"披露行为在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更为显著。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行业异质性、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的主体,企业行为直接关系到污染排放的多少与环保工作的成败。本文以2006-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2081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环境违规记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检验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从污染程度、竞争类型、行业周期三个角度检验行业异质性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行业异质性显著影响着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重污染行业,由于治污成本较高,高管更倾向于为了追逐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非竞争型行业相比,竞争型企业的高管更容易为了获得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成熟型行业相比,成长型企业较高的高管薪酬会显著提高环境违规概率。因此,要想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促成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环境绩效,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环境行为与市场价值的有效反馈机制,让环境绩效更加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市场机制中;另一方面则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针对行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差异化的高管薪酬制度,实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精准治污。     

信息透明度、环保关注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信息透明度作为一种信息与治理机制，对于缓解绿色创新投融资约束具有重要作用。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分析信息透明度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正相关，来自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环保关注对上述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主要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和提高内部绿色创新意愿，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结论有助于识别绿色创新因素中的信息机制，为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的多维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     

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关系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引入交乘项,以此检验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交互关系.结果 显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扮演着调节效应,即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环保信息披露的奖惩力度,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工作以及引导金融机构等对策建议.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知己彼，方谋合：创新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

绩效反馈在企业行为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创新绩效反馈(以创新结果测度的细化绩效反馈)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强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比较上述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中的异同。结果发现：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负向影响,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研发合作具有正向影响。企业研发强度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负相关关系,正向调节历史、行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与企业研发合作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拓展性分析中,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落差的负向影响也更显著。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顺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影响较小;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研发合作广度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对研发合作深度的负向影响较小。结论具有明确的企业创新活动指向性,有利于丰富企业研发合作决策情景。     

税收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发展

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税收政策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与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政策对企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税收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路径上,融资约束起到中介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税收政策对国有企业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且税收政策对执法刚性强地区的企业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强。     

环保税费负担与企业税收规避：提升还是抑制

环保税费的征收既可能因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导致其开展避税活动(融资约束假说),又可能因增加企业的政治成本而约束其避税行为(政治成本假说)。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环保税费负担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总体上支持了政治成本假说的观点;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监督和社会关注是环保税费负担抑制企业避税动机的两个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环保税费征收标准较低的样本中,二者关系更为显著;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环保税费负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效应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国际化扩张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了吗——环境规制与行业规范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284家非国有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分析了政治关联和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且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及处于高强度竞争行业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观点，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将绿色创新后果的研究从企业经济绩效层面拓展到企业与政府关系层面，不仅跳出了学术界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否提升经济绩效的争论，也为更好地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直接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明确企业环保投资内涵的基础上,以重污染企业为调查对象,从文献中提炼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运用SPSS 22软件及逐步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市场结构、管理认知、企业绩效4个因素会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影响,而利益相关者压力因素影响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没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路径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章不仅基于无形资产数据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更细化的文本分析,用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业绩回顾”中的数字化词频占比来度量企业实际的数字化水平,并运用网络招聘大数据对构造的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明细数据对微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与检验。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IV估计、反事实分析和改变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保投资水平更高以及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更强的企业,数字化产生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文章清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剖析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