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进口中间品质量

文章以中国2004年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升级,该结论在一系列识别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低工资政策可以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两个渠道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水平;最低工资政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受到地区人口禀赋和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得出,对于持续进口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了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变动的组内效应、组间效应和进入效应。文章的结论为中国政府如何将提高进口的“质”与保障民生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进口关联化、多样化与高度化的多维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分析中间品进口的关联化、多样化和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呈现产品种类扩大、关联度加深及内嵌技术升级的特征,中间品进口关联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倒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呈正U型变化,中间品进口关联化正向调节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处于东部沿海省份及高生产率企业而言,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得到强化。在实施扩大进口战略中,不仅要利用不同形式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还需注重进口产品关联化的调节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高度化的创新效应。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影响渠道的分析

通过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测算出企业进口产品的质量,分析进口产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结果显示:企业进口高质量的资本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能够通过加剧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提升生产率,提高竞争力;企业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不同,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中间品为负;中间品技术创新效应为负的原因是加工贸易中的来料加工占据中国中间品进口的大部分且其技术创新效应为负。     

进口贸易自由化与中国的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检验了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同期印度关税为工具变量,处理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最终品进口自由化对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且受到行业技术分布和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行业垄断性越高,技术分布越小,最终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性就越小;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则通过成本效应、市场扩大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研发互补效应和研发替代效应五种路径机制总体促进了企业创新;资本品进口自由化促进了企业创新,但从高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企业创新有替代效应。     

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强的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这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仍存在较大学术争议。在中美经贸关系趋向平缓和中国扩大进口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将产业链关联和技术差距引入基准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揭示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同行业正向作用大于前向关联负向作用,后向关联影响整体不显著;总效应关于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程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绝大多数行业处于正向作用区间。机理上,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存在正向竞争逃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重置效应,以及负向竞争挤出效应和产品锁定效应;基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回归表明,竞争效应主要存在于同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于同行业和上游行业,产品锁定效应存在于上游行业。政策上,强化与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第三国”进口合作,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和地区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更好发挥进口竞争的正向创新效应。本文对扩大进口战略提升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和重新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层面的实证

文章借鉴Amit K&Khandelwal(2013)的方法,使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进口中间品质量,并从不同层面实证检验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对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层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进口中间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企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对应类型的企业;学习效应在进口中间品质量的生产率影响中起主要作用;此外,文章还发现企业规模与生产率存在正向关系,说明中国企业总体还未达到规模不经济阶段。     

最低工资标准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4-2013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CPI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物价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主要通过成本渠道影响CPI,即工资提升直接提高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应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效率来弥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只能提高对应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而促进这一部分消费品价格上涨。     

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DID与Heckman两步法相结合的方法

2004年以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升,使得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企业面临新的挑战。运用DID与Heckman两步法这一衡量最低工资政策与企业出口因果关系的新方法,通过对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和宏观城市最低工资数据进行匹配,探讨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和企业出口规模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强;随着最低工资实施年份的增加,该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负向作用逐年递增,而对企业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则逐年减弱;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产生负向影响,创新效应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动态——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一次自然实验

提升技术水平是出口企业应对"绿色壁垒"进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运用清洁生产标准,采用自然实验法验证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试图明晰技术标准的提升是否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研究了这一问题,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受规制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量有所下降,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出口。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通过"遵循成本"效应提高了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出口;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企业出口;短期内"创新补偿"效应未起主导作用。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严格的技术标准可能会"倒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维持国际竞争力,核心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