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9—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投资决策和投资强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低外部融资依赖度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基于投资动机的研究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开展商贸服务型及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肯定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对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服务业“引进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走出去”——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为培育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指数，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上游服务业“引进来”对下游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通过产业关联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提升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结合服务业所具备的知识密集与信息沟通特性进行的机制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不仅能通过引进与创新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优势，还能凭借外资服务部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天然网络联系有效缓解下游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信息摩擦，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投资促进效应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进程中的国际投资效应，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和优化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价值链重塑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智能化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帮助中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分工束缚和增加其对智能要素的使用，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经过匹配的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双重差分因果识别策略，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智能化的影响及其价值链重塑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智能化总体上存在显著促进效应，该效应体现于企业以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效率寻求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且通过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要求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并非所有的企业智能化都会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规模越大、越成熟的国有企业智能化转型越受益于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机制上，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推动了企业在生产部门和中间品研发部门的智能化转型，发挥了人与工业机器人在任务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人机和谐”。     

出口学习效应促进OFDI: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阐述了出口学习效应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商品贸易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学习效应通过形成企业技术优势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加工贸易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私营企业和其它本土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作用不明显;出口到发达国家以及具有更多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采用了Relogit模型后,这些结果依然稳健。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对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诸多因素之一推动了广东省的产业升级，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ODI影响效应较小，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与宽松的投资环境来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对外投资，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关键词：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促进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参与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为了解决产业升级的困境，广东省鼓励企业走出去，借助企业国际化及对外直接投资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而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能产生多大的效应，这方面仍然缺乏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基于对外投资理论，对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做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为2005-2007年522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DID)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制造业高中端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提升,对低端技术企业增加值份额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进而推动了制造业产业升级;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企业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效应尚未凸显。这表明,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拉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新动力之一,相较于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投资于发达国家更能充分发挥"走出去"的制造业升级效应。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

文章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数据和产业数据,利用灰色关联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问题,认为在区位选择上,亚洲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效应较明显,欧洲和北美次之,非洲区域的效应最小,在产业选择上,制造业对外投资的推动效应最大,资源类的推动效应次之,金融业的效应发挥不明显,商务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推动效应最弱。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改变着全球价值链的格局。本文利用2004—2011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全面评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并呈现出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投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大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当地生产型企业的价值链推升效应明显大于商贸服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表现出超过整体平均水平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效应。本文研究为中国继续有效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逐步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有力的微观经验支撑。     

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已成为中国学者及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命题。本文利用2009—2013年的省级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从地区和企业两个维度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考虑控制变量后,对外直接投资仅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抑制作用;(2)相较于未实施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对自身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3)考虑到企业异质性特征后,不论企业的投资深度如何,向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都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增长质量。以上这些发现不仅为全面理解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发展“质量型”经济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放经济的环境效应受到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尤其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微观研究十分匮乏。鉴于此，本文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且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对外投资企业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而非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机制分析显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抑制污染排放的重要传导机制。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大中规模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出口平台型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减排效应。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

本文系统探讨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对外工程承包可能通过弥补所有权优势的短板、降低市场进入的所有权优势门槛和节约市场搜索成本的“推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通过放大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和制度的“拉力”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据此，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直接投资。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分析之后仍然成立。扩展性分析发现，对外工程承包的“推力”推动了中国企业跨越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门槛、清除东道国制度障碍、打破企业所有制局限，并弥补了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不足，从而验证了理论机制分析的对外工程承包联动企业“走出去”的“推力”机制。另一方面，对外工程承包放大了东道国劳动力市场、营商环境和制度质量吸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力”,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引致市场寻求型而不是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从而驳斥了外界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与企业“走出去”的双向联动机制，为各界理解对外工程承包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理论和...     

企业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综合比较优势，但随着中国企业的FDI结构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挑战日益严峻，比以前更加复杂、危险。为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应利用国内有利的政治条件，推动企业FDI发展，并发挥现有经济基础优势，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能否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中获得生产率的提升?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2005-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及投资区位对学习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持续,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来越明显;相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持续研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更加明显;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为发达国家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更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企业出口和OFDI学习效应检验——基于PSM-DID的分析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但鲜有文献同时分析企业这两种行为的学习效果,为此我们运用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以既出口也对外投资的企业为样本,同时分析企业出口和OFDI的学习效应。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为样本企业(处理组)寻找合适的控制组企业,并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结果显示对外投资企业的处理组生产率明显高于控制组,即企业OFDI学习效应明显,而企业出口的学习效应不显著。并进一步运用倍差法(DID)分析出口及对外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倍差法结果仍然显示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学习效应,出口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有时甚至为负。     

首届中国对外投资洽谈会关注CSR

“对外投资不是零和游戏，必须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企业在努力寻找商机、推动投资收益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推动社会责任，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增长。”在11月3日召开的首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上，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对即将进入FDI（对外直接投资）轨道的中国企业提出了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