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长三角OFDI、吸收能力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长三角1地区25个城市2007—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表示吸收能力的变量均必须达到并超过某个特定门槛,OFDI才能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随着吸收能力水平越高,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越显著。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FDI均能对OFDI产生影响。     

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了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然后构建交互项模型,就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工业绿色转型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人力资本集聚程度的大小会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人力资本集聚作为门限变量进行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且受到人力资本集聚程度的制约,存在单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集聚程度低于门限值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集聚程度越过门限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OFDI的动机视角入手,系统梳理了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和贸易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技术反馈效应、市场深化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升级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控制了OFDI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分位数估计发现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增趋势;系统GMM估计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持续性特征,当期产品的技术层次易受前期积累的影响。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均对OFDI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研究

利用2004-201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能否消化吸收OFDI的溢出。实证结果得出,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是吸收OFDI溢出的关键因素,而且东中西部的吸收能力水平存在差异,东部的吸收能力明显的高于中西部。为了利用OFDI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需要政府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来提高区域的吸收能力。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双向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基于市场化水平的调节分析

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和“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双向FDI对绿色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绿色创新效率，考察中国FDI、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市场化水平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升但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较为接近，与东部地区相差较大；中国FDI、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市场化水平双重门槛，随着市场化水平提升，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呈下降趋势并且由正转负，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呈上升趋势并且由负转正，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集聚视角下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和绿色发展的环境诉求,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供给侧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角度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结构突变效应,并鉴于内部细分行业集聚特征展开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在不同集聚视角下,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就全国层面,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表现出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就行业层面,细分行业专业化集聚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金融业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

文字利用2003-2008年度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对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但该效应均较小;二是东部地区制约OFDI反向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三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制约OFDI反向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发展水平。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金融的极化效应与风险外部性治理研究

现有金融机制和市场条件下,金融业倾向于向具有较多净资产、担保物和较好收益前景的客户提供融资;各类金融机构与金融资源倾向于向核心区域集聚;金融资本倾向于在经济上升周期增加投资。因此,金融资源配置向优势主体集中、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向特定优势区域集中、金融资源配置在经济上升期集中配置是各类型金融业的理性选择;金融在资源配置主体维度、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维度和经济周期运行的时间维度具有推动极化的效应。这种资源配置主体、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运行的极化或非均衡性特征能够引发经济与社会风险。但是,金融业并不承担或并不完全承担相应的经济与社会风险,具有较为典型的风险外部性特征。所以,对金融业因极化效应所带来的外部性风险进行监管和规制就具有必要性。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能源消耗分别作为非合意产出和投入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评估了中国TFP的真实水平,并构建以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显著促进了TFP增长。当前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使O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水平。样本期内中国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数字金融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基于中国2011-202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综合测度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驱动绿色低碳发展,并经过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数字金融对绿色低碳发展还存在正向递增的边际效应。基于此,针对性提出加强数字金融服务建设、优化科技创新赋能效应、制定区域差异政策等建议,以助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开发区政策与制造业发展:基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重视角

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双重视角识别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还能够促进其环境绩效改善,进而有效推动制造业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效应”“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环境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这些效应共同推动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此外,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呈现异质化特征,这种异质性与开发区级别、企业性质以及行业特征的差异性有关。     

多重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联合影响效应研究

通过选取81个中国OFDI主要国家(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维距离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组态视角探索多维距离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均不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高偏好组态的必要性条件。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有4条，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特点，具体归纳为距离逃逸型，异质距离偏好型与高经济距离和低文化距离引领型。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稳定性较强，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不同组态下各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且特定市场情境下部分距离因素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母国吸收能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检验我国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产生的条件,运用我国2004²010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R&D并未显著提升我国的TFP。然后考察了6个衡量母国吸收能力的指标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经济开放度和研发强度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没有起作用;技术差距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FDI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基于动态系统GMM估计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否有效抑制东道国碳排放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基于双重环境规制视角将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本文选取200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得出如下结论:将双重环境规制因素作为门槛变量纳入研究时,仅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FDI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其余省、直辖市、自治区FDI均提高了碳排放强度,这主要与京、津、沪三市的功能定位、引资策略、发展阶段等有关;正式环境规制下,FDI对碳排放的作用不显著,表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正式环境规制在政策制定或者实施等方面效果不佳,并未有效发挥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倒逼减排等作用;除京、沪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有利于FDI抑制碳排放强度,京、沪两市较高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产生了显著的"回弹"失灵现象,正式环境规制应及时强化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