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空间演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功能距离视角

银行业发展与高质量出口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文章利用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机构许可信息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银行功能距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功能距离缩小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生产率和行业融资依赖度中表现出差异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降低融资约束是功能距离缩短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影响渠道;进一步发现,银行本地化及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强化功能距离缩短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     

金融开放、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验分析

改进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以及扩大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使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进驻区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创新促进渠道是外资银行进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高金融业中间投入行业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制度环境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都强化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质量升级效应.     

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OFDI的动机视角入手,系统梳理了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和贸易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技术反馈效应、市场深化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升级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控制了OFDI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分位数估计发现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增趋势;系统GMM估计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持续性特征,当期产品的技术层次易受前期积累的影响。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均对OFDI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贸易数字化、柔性生产力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决策引入其中，研究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生产力提高质量改进的固定成本效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识别企业自建主页以及使用国内电商平台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具体情况，据此构建测度企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信。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柔性生产力是贸易数字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且考虑不同样本期和替换新指标后该机制依旧稳健，特别是小微型、劳动密集型、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进行贸易数字化转型，更能通过该机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采用跨境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大。     

政府补贴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还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增加研发创新和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中国入世以来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

针对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产品质量快速提升的现象,本文构建国际贸易、企业异质性与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在贸易均衡中纳入异质性企业与产品质量范围等因素,考察了贸易成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异质性与产品质量的影响渠道和结果。以加入WTO以来中国与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之间四位数的行业贸易数据,细致地检验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为何随着贸易扩大而提高的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结果发现：单位贸易成本的下降、出口规模的增加以及贸易伙伴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都显著地促进着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入世”以来的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加速升级的态势,但目前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利于产品质量的可持续升级。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     

生产分割、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首先利用拓展的MO模型分析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研究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使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生产分割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服务业开放扩大了生产分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面影响;该结论在经过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工具变量法和替换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生产分割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差异化影响,显著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非垄断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机制分析表明,生产分割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和进口中间品质量两条渠道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本文对2000~2018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CEPII-BACI提供的HS 6位码产品数据检验了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WTO规则外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签订的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更显著,而且协定文本深度增加更有助于促进差异化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逆向服务外包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0～2018年CEPII-BACI数据库和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文章探究了中国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可靠。机制检验表明,逆向服务外包可以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资本品进口效应等三种渠道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优化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逆向服务外包对技术密集度和服务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差异化程度和质量梯度较高的产品促进作用更大,并且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要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制度环境在逆向服务外包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例,探究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RTPU)下降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PU下降会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在多产品企业内部,RTPU下降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的提升效应更大。作用机制体现在,RTPU下降存在不完全的成本传递效应以及产品整体质量提升效应,进而提升产品的成本加成率;RTPU下降后,企业通过缩减产品组合,生产高质量核心产品的方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其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率。此外,本文还发现RTPU下降仅对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具有提升效应。本文的结论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提供了新的依据。     

数字经济、目的国搜寻成本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搜寻成本的设定,文章拓展了Liu&Serfes(2005)的模型,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丰富的数据信息,将使企业选择更高的产品质量水平,而搜寻成本降低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作用。采用2008～2013年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样本,文章证实了数字经济对于企业出口质量的正向促进效应,目的国搜寻成本对这一效应发挥门限作用与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搜寻成本对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只存在于本土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对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则发挥直接的质量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进口中间品质量、进口中间品种类以及数字产品进口渠道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中国处于质量升级的关键阶段,由于进口中间品能实现技术溢出、优化资源配置,因而可能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此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匹配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能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剔除加工贸易后结果更加显著,然而进口中间品使用强度对产品质量提升呈递减趋势;运用PSM逐年匹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采用DID和FE也得到一致结果,进一步发现高技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也较高,而受技术垄断影响来自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国家的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从动态角度看,进口持续期与出口产品质量呈U型关系,短暂进口在质量提升上并不明显,适时进入以及持续进口能显著提升产品质量。     

贸易自由化、质量差距与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使用了我国海关统计的29个省份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的HS6位编码数据,讨论了进口关税削减对我国各省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与其他的研究贸易自由化的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差距下,进口关税减让对我国各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方向不同。进口关税削减对那些远离出口产品质量前沿的产品种类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为负;在面对削减关税水平对国内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那些与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接近的产品种类更有可能通过参与技术创新和更多地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来进行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非市场化介入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则会带来大量的成本,不利于我国各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一省市贸易中的比例会影响该地区企业在面对开放市场时采取的质量升级上的调整机制。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了创新吗？

本文聚焦出口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由于强化出口的积极效应、弱化出口的消极效应，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区分所有制后发现，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大；区分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混合贸易出口企业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要比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小；区分出口目的地后发现，相较于OECD等国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比只强调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意义更大。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

在数字服务逐步融入传统产业的情况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基于2008—2021年OECD（经合组织）网站公布46个国家贸易限制指数以及海关数据库，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企业出口产品创新，对研发强度较低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通过提升贸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效冲抵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消极作用。据此，应从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深入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入手，加大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支持力度。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海关数据,系统性地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和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在机制分析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管理营运资本的效率和缓解营运资本的融资约束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另外,数字金融强化了正规制度及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金融发展摆脱了对地区信任感及合作观念等社会心理的依赖.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