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9-201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样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源基础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制度理论,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员工受教育程度、企业运营成本、行业内竞争程度、市场占有率对其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国家所有权水平对其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同时本文还揭示了现实中出现的与传统理论不符的现象,如投资到发达国家反而会使母国企业生产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越高其生产率也越高等现象,本文结合实际针对这些现象给出了合理解释,并对如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分别向企业和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先利用K-S检验研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与HMY模型的预期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学习效应。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大规模增长的发展态势。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国际经济活动,而且目前中国企业还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刚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建立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能源消耗分别作为非合意产出和投入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评估了中国TFP的真实水平,并构建以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显著促进了TFP增长。当前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使O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水平。样本期内中国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生产率和所有权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0-2011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相关数据,将投资目的 地划分成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两种类型,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从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所有权(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的视角检验了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高生产率优势对于促进企业选择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不大,但能显著地促进企业选择到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相比于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于企业选择向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且更加显著;企业在选择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其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弥补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不足.此外,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的生产率和所有权异质性同时还会影响到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提升吗——基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基于2009-2015年我国116家A股上市的制造业跨国企业面板数据,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视角研究ODI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ODI投资区域越广泛,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增加ODI投资深度对企业生产率无显著影响;此外,不同ODI进入模式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性,绿地投资模式下ODI投资广度的正向影响效果比跨国并购模式更明显,而跨国并购模式下增加ODI投资深度比绿地投资模式更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独资经营模式下ODI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效果均比合资经营模式更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我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益逆差抵消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未来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减少的情况下,这将会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的恶化。因此,需要大力推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谋求国际收支平衡。     

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中国的发展战略由单纯的“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渐被重视,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尽管它已经比较完善,但是仍有制度上的缺陷。因此本文从制度视角来探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并针对其中的缺陷提出改进之处。     

金融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金融异质性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受商业发展、外贸和国内信贷的负向影响,而汇率指数和净出口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正相关。通过测算投资效率指数,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低,比最优水平低50%～60%,且地域差别明显。其中重要原因是不同国家金融环境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阻力。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寻求对外金融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对外投资潜力,提升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同时,金融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起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许多,金融发展这个因素举足轻重,研究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选取了我国27个省(市)2003-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全国及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他经济因素对我国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我国OFDI呈反向关系,金融结构则促进了OFDI的发展,而金融效率则分地区对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工资等因素对我国OFDI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却对OFDI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本文在最后就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跨国的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70-2011年全球161个国家的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存量来看,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差异。如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高,反而降低了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但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上述特征;从流量来看,金融发展深化和证券市场规模有助于海外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呈现较大差异;本文将一国的法律起源作为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对外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合理的区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行业的转型,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欧盟国家的样本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选取欧盟23个国家为样本,利用2005-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系统GMM检验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金融发展指标进行检验,其次再将总体指标细分,分别对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同时,其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都会对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当加入东盟国家扩充样本容量后,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扩大对外交流,加强同高水平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提升国内金融业发展,加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善风险防范体系,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保障。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研究

<正> 上海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80年代初期,距今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回顾发展历程,了解现实条件,剖析主要问题,研究具体对策,对于今后进一步扩大上海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更好的投资效益和影响,将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