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价审计费用:经济租金还是审计成本?

界定溢价审计费用是否包含经济租金以及厘清其成因,对于溢价审计费用的有效管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溢价审计费用同时包含经济租金和成本,大部分是审计师相对于小客户的市场优势地位带来的经济租金,小部分来自成本性的审计师声誉溢价,并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溢价显著高于国内其他大所.在排除规模经济性假说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     

审计投入的产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审计投入的产出效应问题。研究发现,审计投入与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都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审计投入的增加能够提高审计质量,也能够带来审计费用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投入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审计投入增加所带来的审计收费的提升效应,在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比在国内小所更明显。同时,审计投入的产出效应在不同股权性质及不同规模的公司中也存在差异。本文首次为审计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同时也表明已有文献将审计费用作为审计投入的替代变量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Gong等,2016)。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审计市场效率提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收费——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实证检验了法律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法律风险和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和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而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和审计收费相关性不显著。这可以用审计质量溢价来解释,比起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明显的审计质量溢价,在审计定价时,法律风险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监管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出发,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差衡量事务所面临的监管风险,研究发现,大事务所只对监管风险较高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事务所面临的监管环境改善后,大事务所才对所有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再依赖监管风险而存在。因此,在法律环境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加强监管是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机制。     

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研究

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冲击,本文考察了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危机下公司的经营风险提高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增加,表明公司审计费用存在风险溢价。针对不同行业的分析显示,对于出口型企业,因受危机的影响严重,公司审计收费与经营风险显著正相关;基于不同性质公司的研究表明,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危机下国有公司的审计费用并未随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最后,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主要存在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     

高管晋升激励、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职位晋升带来的利益差距在激励高管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可能诱发高管自利性动机,带来激励负效应。基于此,本文利用2010—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晋升激励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审计定价的提高源于审计投入的增加和风险溢价的收取。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在CEO变更频繁时更为明显,此时审计师会进一步收取风险溢价以增加审计费用;产权细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时,高管薪酬激励与审计定价、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差异显著;代理成本在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高管晋升激励与审计师定价行为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高管晋升激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     

审计团队: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研究视角

目前审计研究大多聚焦于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分所或者审计师个人。但是,我们结合理论与中国制度背景的分析发现:由多名审计师构成的相互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审计团队可能是一个研究中国审计行为的更合适的切入点。我们通过四个审计师与客户变动的案例,从客户获取、失去、变动、保持的角度检验了团队的存在性,并给出了大样本的现状描述。此外,引入审计团队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思考和解决事务所统一性、内部管理问题,为推动我国事务所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定价——基于中国本土事务所的经验研究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产品差异化、声誉投资、市场势力等三个因素与规模效应之间何者相对占优。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数据检验发现,无论是以业务收入、注册会计师人数还是从业人员人数度量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之间都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大事务所可以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同时,在我国审计市场,规模效应相对于其他三个因素可能不占优势。     

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本文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4年数据,考察了媒体针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结果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定价呈显著正向关系,但与反映审计努力程度的审计延迟没有显著关联。这表明,对于负面报道较多的客户,审计师会收取风险溢价来转移自身风险,而不会通过提高审计投入来降低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财务状况、分析师跟踪、控制权性质对于负面报道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上述因素对负面报道与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负面报道对审计投入的影响,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负面报道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     

继任审计师关注前任审计师的声誉吗?——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本文讨论了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对公司更换审计师以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影响。我们发现,四大对国内非四大转过来的新客户更加谨慎。这些客户在接受四大审计的第一年,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显著低于四大所审计的其他公司,包括从其他四大转来的公司。这说明,四大已经在客观上提高了前非四大客户的审计风险。但是对于非四大而言,则没有这种差异,无论新客户的前任审计师是四大还是非四大,其所审客户的整体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国内事务所对前任事务所审计风险的敏感度低于四大。     

机构持股、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意见

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及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可能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也更容易获得清洁的审计意见。机构投资者对审计师选择、审计意见的上述影响在法律保护较差的环境中更加明显。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独立审计的治理环境,进而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它是法制等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替代性治理机制。     

审计师关注公允价值分层计量信息披露吗——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视角

审计师对公允价值分层计量是否给予充分关注,关系到高度不确定性会计事项的审计效率与效果。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不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不相关,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审计师对高度不确定性会计事项给予了充分关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针对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较多的公司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审计任期削弱了第二三层次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性。本文有助于深入理解审计师针对高度不确定性会计事项的审计决策行为和资源分配机制,为内资会计师事务所从“做大”转向“做强”的“专精化”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职业晋升与审计质量能够“职质同趋”吗——来自审计师晋升合伙人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审计师晋升合伙人是个人职业角色的重大转变,会影响个人执业行为与合伙人“更新换代”效率。采用我国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晋升合伙人前后审计的客户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相比晋升之前,审计师在晋升合伙人之后提供了更高质量审计服务,整体实现了“职质同趋”;然后从三个维度刻画晋升机制,新晋合伙人属于本所培养、晋升时点早、晋升难度大时,职业晋升效应更加明显;考虑作用机制,法律责任与声誉效应敦促新晋合伙人通过增加审计投入并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此外,会计师事务所主体的人力资本结构及质控机制异质性对审计师职业晋升效应产生调节作用。研究可为审计行业监管部门及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治理机制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审计意见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和相应会计师事务所2001—2003年的综列数据,本文研究了审计意见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上市公司的风险和盈余管理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有破产风险的、进行盈余管理的或小规模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得到非标准审计意见。如果它们又是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则得到非标意见的概率更大。本文不支持合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的结论。     

事务所所有权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检验

根据中国2007~201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从理论上分析了会计师事务所所有权规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所有权规模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即随着事务所所有权规模的增大,审计收费也增大。研究同时发现,相对于私有产权上市公司,事务所对国有产权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     

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2010年,国家出台政策要求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由有限责任制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变。特殊普通合伙制会使会计师事务所面临更高的法律风险和诉讼风险。那么,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会因此向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本文采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9年到2012年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来检验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声誉溢价与审计质量的经验研究

审计师在证券市场上被誉为公共利益的守护神。然而,由于证券市场上的利益相关各方无从直接识别审计报告的质量,因而审计市场便具有了“柠糠市场“的特征。当交易双方处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时,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使用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0—2002年度年报审计费用数据,应用信号传递理论,研究了共2520个样本的审计师声誉溢价现象。研究发现:中国本地前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对于本地其他所,其溢价幅度为7.57%;国际“五(四)大“会计公司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国际合作所,相对于中国本地除前“五(四)大“以外的事务所而言,其声誉溢价的幅度更高,达到23.12%。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合作所、国内大、小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在审计收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即存在审计师声誉溢价现象。这说明审计师声誉作为审计质量的显示信号,已经得到市场的认同。本文的研究初步验证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促使本地事务所合并、以便做大做强来提升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和市场竞争力的政策已经取得成效,中国本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机制正在形成。     

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舞弊风险与审计师应对行为

本文通过手工搜集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18年强制披露的收入相关的非财务信息数据,构建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衡量公司舞弊风险的模型,探究审计师应对公司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相关的舞弊风险的系统化策略。研究发现,财务指标和相关非财务指标的增长率差异越大,审计师会认为舞弊风险越高,因此会通过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配备更具行业专长的审计团队的策略或采取事务所变更来应对舞弊风险。借鉴Krishnan等(2013)风险应对顺序分析发现,审计师应对舞弊风险的策略选择是有优先次序的,即：当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预示的舞弊风险在审计师可承受范围内时,审计师会优先选择提高审计费用和配置更具行业专长审计团队的策略进行风险承担;而当此种非对称性预示的舞弊风险超过审计师可承受范围时,审计师与公司的审计聘用关系越不稳定,审计师会通过事务所变更进行风险规避。通过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非对称性影响定价策略、配置团队策略和审计契约策略的机制检验,证实了审计师会对舞弊风险应对进行理性的策略选择。     

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影响实证分析——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用盈余反应系数来衡量审计质量,以2005-200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客户重要性会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当客户对事务所越重要时,审计师会越谨慎,审计质量越高。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诉讼风险与异常审计费用

本文以2012至2021年国内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念，研究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并从诉讼风险角度探究了内部控制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越高，异常审计费用越低，并且该关系在会计师事务所为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时更为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诉讼风险在内部控制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企业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不仅能够降低诉讼风险，还有助于降低审计人员对风险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