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在领导意志之上的，属于行政性问责，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官员问责制——政府及官员对公众负责这一问责实质不相符合。而建立体现民主政治原则的官员问责制，除了法律规范的问题，还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体系与运作程序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就目前我国政治生态而言，官员问责制的构建可谓任重道远。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机制

从“非典”危机中启动“官员问责”开始，近年来，我国加快了问责制度建设，各地相继出台了问责办法，涉及行政首长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和机关人员问责等，有效推进了问责制度建设。笔者收集、研究了各地的问责制度，发现这些制度层次不一、差异较大，存在着一些不足：有的制度定位不够准确；有的问责范围或太过宽泛或太过狭窄；有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有的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实践中难以操作等等。     

问题官员复出现象分析

随着＂问责风暴＂的掀起,越来越多的官员因各种原因被问责,但很多被问责官员却在短时间内悄然复出,既没公示也未听取群众意见,引起社会普遍质疑,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这与我国行政文化、行政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密不可分。必须通过调试行政文化,完善用人制度、问责制度和监督机制,解决问题官员复出中存在的弊病。     

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一些官员被问责后在短时间内复出,问责制流于形式.这一现象暴露出我国仍缺少完善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作用显著以及问责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需要做到区别对待各类责任的官员复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严格官员复出的条件和程序.本文旨在对我国的问责官员复出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做出分析,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对策.     

问责与治吏:关于一场风暴发生的逻辑因果

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面对问责风暴,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又该如何能有更好的效果?     

人大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建构

在我国的官员问责体系中,人大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虽然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人大问责的认知误区;制度安排的缺乏、偏差;问责文化的相对滞后等。要促进我国人大问责,就必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强化人大异体问责功能;制定人大问责法规,完善人大问责机制;营造人大问责氛围,推进人大问责行为。     

官员的激励变迁与适度有为：以雾霾治理为例

“为官不为”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障碍，如何引导官员适度有为甚为迫切。客观地说，过去官员的政治企业家身份是传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当前雾霾蔓延的幕后推手之一。然而，官员过于积极的表现导致了雾霾，但现在随着晋升体制的变迁却又撒手不管，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督查与问责、环境资产审计和终身追责固然是引导官员治理雾霾的重要手段，但是如何引导官员“想干”、“敢干”、“会干”，适度有为，主动改革创新，才是治本之策。     

强化风险意识 掀起问责风暴 促进合规经营

一、关于问责 “问责”一词受到人们关注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是建国几十年来首次以“问责”理由被罢免的最高级别行政官员。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时行规定》，是问责上升为制度的第一份规范性文件。至此，问责之风席卷中华大地。     

食品安全该问责谁

三鹿问题奶粉的出现,层层问责早已开始,问责于谁,剑指何方,无疑是国人高度关注的。不法奶农、企业、有关部门、官员、政府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问责不法奶农。不法奶农及不法奶站为着铜钱不惜赔出良心掺假使假     

谁的问责之手?——中国监管问责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政府监管职能扩大使强化对官员监管问责成为必然要求，但对谁来推动监管问责，却存在认知差异。理论家们注意到集团、精英、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对权责关系变革的作用，但存在来自具体时空叙事与宏大理论抱负之间张力的挑战，根源在于缺少对机制及机制间关系的阐释。文章以中国生产事故监管问责转型为线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监管问责中，事故调查经历了从行政集权到公共治理的转型，课责惩戒也在政纪驱动和司法能动下走强。监管问责从弱到强的核心机制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推动力和回应型国家下的司法能动力，目的在于增强中央权威的控制力，根源在于党政结构所具有的强国家自主性。中国监管问责转型展现了党政体制调适国家权力结构以与发展理念相适配的中国经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历史展现。     

行政问责制度应凸显其伦理价值

自从人类有了公共权力，如何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以及引导官员的行政行为，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受政治体制、历史条件、价值理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古代行政机构无法真正生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责任意识，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也并未建立起来。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在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责任和构建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趋势之一.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诸多问题并造成了不良后果.本文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内容、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以及完善进行了阐述.     

问责风暴刮向中国政坛

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今年四月发生的事值得记取。在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多名高官因为不同的责任事故相继引咎辞职，其中包括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浙江省海宁市市长张仁贵和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被撤职、查办、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的中下层官员，估计当在百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辞职和撤职浪潮，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此间媒体用“问责风暴”来形容这场平地而起的政治浪潮。     

2004：问责风暴，意味着什么？

仅仅在2003年，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为在提高首购车税率之前购买了一辆私车未进行申报，就遭到了媒体、公众以及立法会的责难，且是不依不饶，穷追猛打，直至阿松黯然请辞离去。那时，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香港人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而高官问责更是让人陌生得很。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在2004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由一系列重大事故引发的“问责风暴”，已使几百名中国官员的仕途改变走向，也使中国数千万公职人员受到强烈震撼，其影响不亚于去年SARS危机中那场免职风暴。     

强化风险意识 掀起问责风暴 促进合规经营

一、关于问责“问责”一词受到人们关注始于2003 年的非典时期,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是建国几十年来首次以“问责”理由被罢免的最高级别行政官员。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     

“边腐边升”的症结何在？

6月4日，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倪发科在落马前一直遭到六安市退休官员的举报。类似的官员“边腐边升”并不是稀罕之事，近10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中，近八成腐败期间职务得到了晋升。     

电视问政：行政问责的新形式

我们通常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目前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从该角度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探究。该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问贵制的方式进行探讨——从问责的时间角度，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事前问责与事后问责，由于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论出于何种角度都是着重于事后问责，因此该文将重点分析事前问责的意义及其方法。     

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初探

本文由高校经济责任谈到经济责任问责，再到高校经济问责的难点，并就如何推进高校领导干部经济问责这一问题，提出了对策。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及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作为敦促行政官员依法办事、提升政府权威与公信力以及回应社会舆论社情的重要方式,行政问责业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重要方式。但不可否认,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日渐暴露出种种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问责立法缺失、行政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要素内涵界定模糊以及问责文化乏力等方面。文章基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样态,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明确问责要素、推进问责立法进程、规范行政问责程序以及提升问责意识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论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安全生产事故相当一部分为责任事故,暴露出管理制度上存在问题,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及公职人员监管不力。这就更需要在权责一致、权责对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对滥用权力、违规使用权力的官员进行问责,使其承担否定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