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建设后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特征研究

雄安新区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必然会对京津冀城市群产生影响。采用灰色预测法对京津冀城市2022年人口和GDP进行预测,通过城市首位度、人口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Zipf维数、地理联系率、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考察城市群人口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和经济联系强度空间特征。实证研究发现:雄安新区设立有利于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均衡分布,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经济联系强度,推进京津冀城市群京津石核心区打造。进而从正确把握雄安新区建设的区域功能定位、创新地区间利益分享机制、推进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建设、转移承接与建设同步等方面对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提出建议。     

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比较

城市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科学准确的测度体系,利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对2013-2021年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52个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排序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分维度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在共享发展和协调发展方面成果突出,珠三角城市群在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方面更加亮眼。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其他城市群及城市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然而,城市群内部还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和层级体系,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与城市间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效应还未有效显现。雄安新区的成立为破解京津冀都市圈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提供助力:在空间上,打造现代、智能、立体化的交通体系,降低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阻隔与交易成本,化解大城市病及拓展城市群发展新空间;共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京津冀创新扩散的区际过渡、衔接与吸收,推动创新优势转化为全球产业优势与竞争优势;构筑现代化的智慧、生态新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协调发展。建议秉持创新、绿色的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雄安新区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发展,构建京津雄的三角城市群空间形态与布局,逐步转变城市群"中心地"极化趋势,突破"以邻为壑"区域分割格局,打造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形成开放性、互动性、共生性的网络化城市群结构,最终实现以首都为核心的高品质的世界级城市群。     

区域协同下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甄别各城市的综合承载力是推进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依据。基于协同理论建立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理论分析框架,从人口、环境、资源、经济、交通、科技6个层面建立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内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综合承载力进行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综合承载力整体处于中上水平,呈“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从承载力的供给与需求角度看,多数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超载现象;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制约因素和受限程度存在差异,且制约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可以从以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推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加快交通一体化建设、推进产业对接合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流动与环境平衡分析

要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区域的环境问题,就要站在区域战略高度,优化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形成空间梯度辐射的城市群,发展生态产业,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链的闭合循环,建立“资源消耗－生产－消费－再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排放,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所选择的唯一路径。     

京津冀一体化的结构性分析与治理构想

京津冀一体化的最大障碍是京津冀区域间以及京津冀各自区域内存在两个结构性不均衡问题：一是京津冀区域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存在结构性差距;二是京津冀各自区域内部存在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的结构性偏差。如果不同时解决这两个结构性不均衡问题,京津冀一体化很难顺利实现。通过分析京津冀一体化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以区域均衡思维为出发点,以国家治理战略为统领,借助新型城镇化三步走战略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支点,破解两个结构性问题,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

推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是山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太忻经济区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且交通极为便利，环境状况良好，各产业基础相辅相成，具备创设成为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北引擎的先决条件。实施太忻一体化经济发展战略，可使其区位、资源、特色产业的优势更好体现，在全省域协同发展局面下，为山西中部城市群获得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聚能提级奠定良好基础。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市场失灵与去功能化——对成熟城市群发展经验的借鉴

借鉴世界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对京津冀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京津冀处于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使核心城市以个体最优为重主导区域发展,城市间竞争大于合作,导致资源内部损耗,出现偏离区域整体最优的市场失灵。此时,亟须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打破三地各自为政的博弈困局,对核心城市去功能化,引导各城市专注于单一功能,集中资源发展差异化的主导产业,形成绝对优势。同时,降低公共服务差异,构建区域交通、通讯网络,扩展市场面临的政府行为疆界,促使京津冀向功能分散的成熟城市群过渡。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城市群的对比检验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普遍忽视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以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和作用范围检验。文章利用2006—2017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作用范围。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集聚趋势,但创新人员集聚范围明显超过创新资本集聚范围。第二,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集聚有助于本地和关联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作用较明显;第三,不同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差异显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人员集聚的最强作用范围为200千米、150千米和175千米,成渝城市群在125千米范围内作用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本集聚空间效应在125千米和100千米范围内作用突出。第四,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创新质量,且创新人员集聚有利于提高关联地区创新质量,长三角城市群作用程度最大。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协同创新作用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空间效应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较强。     

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

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是解决城市群发展中各种问题、推进协同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2006—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进而运用莫兰指数分析其空间关联，并进一步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杜宾模型展开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城市间的绿色创新效率差距有所缩小，但整体上仍不均衡；京津冀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程度对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城市人口、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