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企业出口不仅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到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对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有损其出口竞争力。然而,现有文献较少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尤其缺乏相关经验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削弱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市场出清,同时还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不利于企业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国内需求增长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不仅能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还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采用中国1999—2007年工业企业以及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显著负相关,同时,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企业的市场退出和技术创新概率也显著负相关,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内需增长对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且能显著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融资约束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业）,而劳动价格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内需增长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国家标准对质量、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中国1990-2009年统计数据

以1990--2009年数据为基础,采用对数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国家标准、产品质量与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提升国家标准规模会显著地促进质量、出口和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国家标准对质量、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46,7．67和6．00。产品质量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4．4和11．6。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为0．46。     

浅析出口贸易收汇风险及防范

在我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出口企业的坏账也同时迅速增长,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益。文章从出口收汇的风险表现出发,分析了出口企业对外贸易业务中坏账的成因,提出了减少坏账、保障收汇的一些对策措施。     

转变地板出口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及对策研究

中国地板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功进入国际市场。但是木材资源和竹资源已经逐渐成为木材工业发展的瓶颈,制约着地板产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影响了地板的出口,地板产业必须通过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来应对形势变化。转变地板出口增长方式的途径有:重视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品牌国际化,借国际认证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法律服务能否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研究法律服务（以律师服务衡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包括出口选择和出口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法律服务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U型”,即我国法律服务数量的增长对企业的出口先是具有正向影响,达到第一个临界值后则表现为负向影响,而达到第二个临界点后又表现为正向影响;法律服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目前,我国法律服务质量本身决定了其对企业出口影响的方向,低质量的法律服务增长并不能促进企业出口,只有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增长才能促进企业出口增长。应加大律师教育培训力度,并在“互联网+法律”视阀下创新法律服务方式方法,推进法律服务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的转型升级。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企业出口水平视角的分析

使用2000—2006年海关和工业企业数据,从企业出口水平角度对2003年以来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并且分析了政策影响企业出口水平的微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转型升级政策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平均出口水平。从微观层面发现,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产品质量是影响企业出口水平的重要渠道,政策通过降低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平均出口水平。(2)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的进入、退出概率和降低新进入企业的存活概率,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平均出口水平,市场调节机制的结果与不同经营主体企业的动态调整过程有关。(3)加工贸易企业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效应和转变贸易方式提升企业出口水平,但是提升幅度没有超过企业进入和退出带来的降低幅度。研究认为,转型升级政策降低了加工贸易企业平均出口水平,内在原因在于企业面临调整成本,进而降低了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与企业动态变化的市场调节机制密切相关。政策促进了贸易方式的转化,这说明转型升级政策优化了贸易结构。     

中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波动研究——基于修正的CMS模型

虽然当前外部经贸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中美制成品贸易仍然表现出互补性和互利性强的根本特征。基于2002—2021年UN Comtrade数据,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考察中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增长波动的主要因素,以期为中国提供有益启示。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主要为出口竞争力效应驱动;进口需求效应受到外部负向冲击显著,受到经济复苏正向拉动明显;出口结构效应表现不佳,抑制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扩大。不同要素禀赋制成品出口增长驱动主要来自出口竞争力效应和进口需求效应,出口结构效应呈现差异化。未来中国需要根据美国需求规模变化采取动态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美国货币政策、企业出口与杠杆增长差异

以2003-2016年上市企业出口和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美国货币宽松政策不仅对中国企业杠杆增长存在显著推动作用,而且对出口企业杠杆增长产生更大影响.原因在于,出口企业涉足国内外多个市场,拥有更稳定的现金流以及更广阔的融资市场来源,从而实现更大的杠杆增长.这一效应在出口收入更高、更加依赖长期债务融资、信贷收紧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更显著.面对美国2020年"量化宽松",一方面银行部门需警惕国内企业,尤其出口企业出现新一轮杠杆增长和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出口企业贸易结构转变增加出口企业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抵抗能力.     

福建出口增长方式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增长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的出口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对出口行业的投入也急剧攀升,出口增长是依赖于高投入的粗放型,还是已经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对福建省的出口增长方式的界定显得很重要。以现有的文献为基础,基于1981年—2007年的出口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回归得到资本及劳动的出口产出弹性,再分别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以及劳动投入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并以此来描述出口增长的方式,并对福建的出口增长提出加大引进外资和对出口企业的投资、加强对出口行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加大技术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等建议。     

中国纺织行业出口增长：一个微观视角

文章首先对中国纺织工业近七年来出口增长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在对相关指标计算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纺织行业出口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规模、行业赢利情况等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纺织品出口尽管规模较大,但是效率并不高.然后,借用Bemard,Eaton,Jensen和Kortum(2003)所建立的模型,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纺织企业扩大出口和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指出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扩大关键在于企业自身效率的提高.最后,提出中国纺织行业的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应该注重企业加强自身建设,充分挖掘国内市场,努力提高创新能力.     

出口退税、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行为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若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市场中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和出口数量均会较少,而且一般贸易减少得更多。将2004年1月1日我国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这一事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显著地减少了产品的出口数量,这种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影响更大,而对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对一般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来实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私营企业、贸易中间商以及低效率企业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金额下降。应有步骤、合理地确定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和退税率,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并实施更加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     

企业异质性、中间品进口与出口绩效——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高度细分的进出口数据,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全面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不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相比,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出口额、更多的出口产品种类及更高的出口持续可能性。而且,伴随着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这种影响更加显著。同时,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对其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从中间品的进口来源国看,企业使用从高技术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结论在去掉加工贸易样本以及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依然稳健。这一系列结论对中国制定贸易政策以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规模分布——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银行业竞争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对企业规模分布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企业规模分布Pareto指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企业规模分布越来越均匀;银行业竞争对不同规模等级企业的成长具有非均衡性影响,更加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进而促使企业规模分布更加均匀。一系列检验均表明上述结论非常稳健,可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分布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供新的思路。     

出口退税政策对企业内销行为的影响分析

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以中国下调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为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对异质性企业内销活动以及内外销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出口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销额在出口退税率下降后显著增长,并且这种影响在异质性企业间存在明显差异;出口退税率下降不仅令企业出口数量减少,而且会促使企业内销额增长;出口退税率的下降影响企业内外销选择行为,同时会通过促进就业为本国带来福利增进效应。     

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特性与影响因素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持续增长,与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相比,中国的出口产品普遍技术含量不高。本文通过构建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分行业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对中国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特性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发明专利比例较低,累计申请专利集中程度高;研发资本投入存量差异大;总体上,研发资本存量...     

市场获得、地区生产率与外资企业分布

本研究通过构建外商企业在华投资分布的微观决策模型,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新型指标——市场获得,并实证测算了我国省份层面的多层次市场空间;我国阶梯型市场获得的区域分布在近20年内并没有收敛趋势;利用1990～2007期间样本实证考察了新形势下外资企业在华布局的动因,发现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获得分别促动了＂要素需求型＂和＂产品销售型＂两类外商企业的进入;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国民待遇＂的公平性部分抑制了外资进入的积极性。生产率高的区域也为外资所亲睐,外资投资升级是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     

产品市场竞争对董事独立性作用的影响

产品市场的竞争情况对于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为约束条件,观察在不同产品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董事独立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低度竞争的产品市场条件下,独立董事的作用符合代理理论的解释,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绩效起到积极作用;而在高度竞争的产品市场条件下,独立董事的作用符合管家理论的解释,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绩效有消极作用。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持续性研究——基于离散久期模型

基于549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专利作为创新的代理变量,通过测量持续创新时间,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创新持续性,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持续创新,持续创新的平均年限为九年。（2）创新持续时间在三年以内时,高新技术类企业的生存概率要大于非高新技术类企业,而创新持续时间超过三年时,高新技术类企业生存的概率要小于非高新技术类企业。然后以企业创新的风险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离散久期模型,通过控制以前研究中运用连续时间久期模型所出现的问题（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比例风险假设）,实证研究影响持续创新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经营年限、人均资本比率对企业的持续创新影响显著为正,企业规模对持续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企业利润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不够显著;民营企业的创新持续性要大于国有企业。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简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纺织业出口了吗

对1999～2005年中国31个省市纺织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出口,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与企业的平均规模有关,企业平均规模越小,促进作用就越大;台港澳外资和其他来源地外资对纺织业出口的影响与整体外资的影响类似,但台港澳外资对出口的影响略大于其他来源地的外资。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直接影响,其对内资企业出口的间接影响不显著,其他来源地外资的影响甚至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