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中国故事”--基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解读

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影响机理进行阐释和实证考察,从新的视角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背后的制度性激励。研究发现: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可对地方政府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产生积极的激励效应,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对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和提升效应,能够弱化竞争行为的负面影响和抑制效应。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及其行为变异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剩余索取权”,为其带来强的财政激励,同时由于政治集权,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又面临着政治激励。此外,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地方官员还受到个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在财政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以及个人经济利益激励等三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变异。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城市偏向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受政府财政能力、配置结构等因素制约.财政分权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地方政府城市偏向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资源配置结构.通过对2004年～2011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的程度客观上会强化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而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不利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实现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改变现行官员晋升的激励机制,扭转政府官员公共决策中的城市偏向.     

地方政府政绩困局的成因及其化解——以财政分权理论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财政与政治双重激励,致使地方政府政绩导向偏离,政绩考核扭曲,深陷政绩困局。化解地方政府政绩困局,必须立足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内在关联,推进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从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制度、实施地方政府绩效预算等方面着手。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

财政分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分权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变异"的根源在于现行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因此,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重点就是要调整完善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特质性分析

自从财政分权体制实施以来,随着地方与中央财权和事权的分开,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投资任务,在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特质性分析,说明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症结的有效措施,提高地方政府投资效率。     

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县（市）级政府承担着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跨区域的选择性转移使得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运用2007年—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财政分权、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省以下财政分权显著减少了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越低。     

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关系的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与我国地方政府规模正相关。我国非标准的财政分权、“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在我国的不适用以及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地方官员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一个基于文献的分析框架

政府债务是衡量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执政水平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视角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现实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地方官员在其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而政治晋升、财政分权和软预算约束是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了考虑三因素的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债务关系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文献进行了重新梳理,并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框架的解释能力进行了证实。     

分税制改革、政绩考核与土地财政——基于A省的经验数据

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地方竞争体制双重背景下,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文章试图构建一个解释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的三因素理论框架,从理论上阐述三者共同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的行为策略。通过对A省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财政收益,地方竞争体制进一步驱动了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论文利用2007年—2015年28个省份动态面板数据和GMM估计法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首先,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受到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激励和服务性支出激励的影响,在生产性支出激励下,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在服务性支出激励下,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负相关;其次,整体上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现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再次,东部、中部和西部在整体上财政分权都对环境污染有正向作用,但每个地区的大小不一样;最后,在服务性支出激励小于生产性支出的激励下,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会强化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行为,从而加剧环境污染。为此,论文提出,财政分权不必然会加剧环境污染,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应从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入手,逐步提高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环境因素所占比例,同时适度增加辖区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度,进而增加地方政府服务性支出激励,改变其支出偏向行为和加速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     

浅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选择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及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选择模型,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与地方非税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当政府间委托—代理关系不规范,激励机制不完善时,地方政府从事违约行为(囤积非税收入)的动机愈渐凸显;在控制变量(国企利润、财税改革)一定时,财政分权对地方非税收入规模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支出分权度相对收入分权度的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分权体制下,应规范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机制;对各级政府事权进行必要调整;适度提高地方政府在国家税收分配体系中的比重;通过优化地方税收体系,更好地激励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财政职能。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利用2007年～2014年的地市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扭曲和约束不足影响了地方政府行为,最终降低了环境质量,并且收入分权通过地区产业结构渠道比支出分权通过节能环保投入渠道所起的作用更大.此外,财政分权对不同外溢性环境污染的作用在不同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应调整产业结构分布,注重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完善环境税体系,建立节能环保专项基金;将环境指标纳入官员晋升激励机制,遏制地方政府间恶性税收竞争;合理制定地区污染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政策.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努力倾向与影响因素

财政分权后地方获得经济增长的受益权是调动地方财政努力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但收支分权不对称和政府间事责转移等问题的存在,使转移支付成为分权制度的重要补充。理性的政府官员在选择融资方式时既要考虑到其边际分成收益,也会考虑融资成本。运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地方财政努力问题进行检验,发现地方争取预算外的努力略高于预算内财政努力。同时,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对财政努力的激励设计,地方越来越依赖于中央的财政援助,弱化了地方的财政努力。     

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为什么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基于中国式分权的视角

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基于同时考虑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中国式分权视角,对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现象进行解释.理论分析表明,在由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相互嵌入构成的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改善政绩,具有偏重推进空间城市化、忽视推进人口城市化的动机.利用2000年～ 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式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间竞争越激烈,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因此,为了实现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中国需要对现行财税制度和地方政府治理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分权对地方政府食品违规处罚激励的影响

本文基于31个省级流通领域的食品案件数量及食品违规处罚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等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食品监管及违规处罚的激励.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 人均GDP与前一期地方政府食品监督努力水平等影响因素的条件下,财政分权度与食品案件数量显著正相关,财政自主度与食品违规处罚金额也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罚款收入的偏好可能致使监管者并不是基于安全关注而提高对食品案件的监管力度,进而导致违规处罚的激励发生扭曲.应提高考核地方政府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对安全监管效果方面的权重,加强对地方政府在食品违规处罚方面的监督,并确保处罚行为与标准的规范性及省际间的一致性.     

省以下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规模——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省以下分权改革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与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省内财政体制的安排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利用中国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 "双重援助依赖"的地方财政制度显著扩张了地方政府规模,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横财效应"机制和转移支付存在的严重"粘蝇纸效应".因此,想要约束政府规模的膨胀,一个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制度安排消除省内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格局,通过县级政府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运营效率.     

财政分权、考核机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在财政分权框架内考察了考核机制与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央强调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加的考核导向,使得地方政府偏好经济性公共品而忽视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而基本公共服务本身具有的外溢性特征,则又强化了考核机制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弱化了财政分权在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效果。如果在考核机制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指标比重,则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热情,进而可以发挥分权在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促进其均等化中的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87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效应及传导机制分析

利用2003—2016年全国87个重点城市的数据，通过DEA-Tobit、面板门槛回归等方法，深入探究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赶超行为以及环境治理效率三者关系，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赶超行为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影响不同：三、四线等经济欠发达城市群的地方政府赶超行为能够为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但一线及新一线等经济发达城市群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却不利于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分布于行政级别较低、经济发展落后区域。上述区域的财政分权只有达到或者超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赶超行为才会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