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经济制度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一、文献回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基于当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开始关注并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文献众多,虽然分析的角度存在差异,但共同点在于,制度(制度的表现形式可能多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惯例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     

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复苏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选的制度渠道成为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社会因素.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揭示了家族结构(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的均衡作用,以及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选举的实际结果对党支部、村委会与家族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说,在"党强村强"的村庄,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社会资本;在"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获得了这种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扮演村民利益看护人的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局面.     

加强权力运作中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体系。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制衡、依法治权、党的领导的原则。加强权力运作中的制约，必须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完善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制度。     

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与美国收入不平等及其批判

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将政府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集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在代议制民主中扮演了所谓的“人民利益”委托人的角色,通过利益游说和政治献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造成了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其影响延续至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民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依然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猛烈批判。由于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了阶级权力不平等,剥削下形成的民主制度将工人阶级系统性地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从而暴露出代议制民主的本质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持续剥削和维持收入不平等的最佳政治外壳。     

利益集团理论视野中的中国银行业结构变迁

中国银行业结构的变迁实际上是各方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结果。本文意在描述中央政府、国有银行自身、地方政府、新兴民营企业主阶层等各大利益集团在中国银行业结构变迁中的驱动作用，企图由此逻辑地导出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为改革推动者提供自觉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不同权力结构下考虑CSR的供应链减排决策北大核心

构建制造商领导、零售商领导和集中决策三种决策模型,利用Nash博弈、Stackelberg博弈分析比较不同权力结构对制造商减排、零售商具有CSR的闭环供应链的最优决策的影响。通过MATLAB进行算例仿真,对比分析各均衡结果,验证结论正确性,研究表明:无论何种权力结构,随着零售商CSR水平的增加,虽会导致自身利润降低,但会提高减排水平、回收率、其他成员利润和供应链总效用;随着碳减排成本系数的增大,减排水平、回收率、各成员利润和供应链总效用都会降低;集中决策下的零售价总是最低,减排水平、回收率及供应链总效用总是最高,即集中决策为最佳决策;制造商和零售商总是在自身作为供应链领导者时获得更高的利润。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应对策。     

业主维权过程中的行动策略与权力结构——基于广州市两个居住小区的比较

本文旨在分析比较福利房与商品房两类小区的业主在维权事件中不同的情境和行动策略,并探讨维权行动所体现出的社区权力结构的差异。通过比较得知,业主在社区权力结构中不同的地位是导致其不同维权方式和不同维权效果的关键因素。前者仍然受到单位“隐性庇护”,具有更加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居委会的指导、管理处的妥协使业主们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业主们完全可以在体制内取得维权的满意效果。而后者的机会结构缺乏较强的开放性,开发商及管理处的强势地位、居委会的不作为等因素造成了业主们大多运用体制外的斗争方式来暴力维权,进而导致维权行动的失利。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以业主维权为表征的社区现状是,福利房小区倾向于并易于获得传统的国家庇护,而商品房小区则侧重于市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简言之,我国基层社区自治因小区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     

财政制度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以财权和事权为视角

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产生变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清晰、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矛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事权的法律规定不明确、财权的过度集中、中央的权威性思考、晋升激励制度等原因所造成,建议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公开事权和财权划分、转变政府之间交流方式以及转变地方政府责任方向,以期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和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均衡。     

从对称到非对称:内生型产业集群权力结构演化及其影响研究

企业之间资源不均衡造成权力地位不平等。由于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家素质、全球领先公司等因素,内生型产业集群的权力结构由最初的平等对称逐渐向以核心企业为权力中心的非对称结构演化,对其内部治理及外部空间拓展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本地企业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地方化,内生型产业集群的权力场往往跨越集群硬质空间,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或价值链权力体系。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Aftermath of Regime Change in Malaysia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in May 2018 brought about an unexpected change in political rule in Malaysia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in 1957. In its first year of rule, the new Pakatan Harapan‐led government implemented several populist economic policies that were drawn from its election manifesto. While these policies may have moderated populist politics to some extent, they have also weakened the government's fiscal capacity. Ethnic fragmentation and a strengthened opposition alliance have also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new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its ambitious institutional reform agenda.     

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和金融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改变,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资金的分配和调节方式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了金融主导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融资.这就使得银行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储蓄主体已由过去是政府变现为现在居民.伴随着金融结构的这些变迁,中国金融资产发展的畸形也越来越为明显:单一银行资产现象的改观速度缓慢,反映了中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上升速度日益缓慢;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是把钱存在银行里的老百姓,如此等等.畸形的结构必然导致畸形的后果:企业负债率高,金融运行风险高,国有企业行为扭曲等等.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本文建议必须及时在金融改革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着两个“替代效应”：一是“外资替代效应”,二是“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两个“替代效应”的存在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性,它对经济结构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经济组织的结构变迁

本文综合分工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以分工(社会分工和经济组织的内部分工)的演进为主线,试图在理清经济组织结构变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探寻其变迁的内在规律。并认为经济组织演变体现了成本———收益的效率逻辑。社会分工的发展为经济组织的演变提供外部动力,由组织内部分工而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经济组织变迁内在动因。交易费用决定着社会分工的均衡水平,并进而制约经济组织对分工和协作的利用,影响经济组织结构变迁的历史进程。     

Economic Giobalization and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理论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制度变迁和劳动力等因素引发中国工业结构变化.运用协整分析和ECM等方法实证检验显示长期内经济全球化增长1％将促使我国工业结构变化0.27％,固定资产投资、制度变迁和劳动力均能促进我国工业结构变化,而短期内经济全球化和劳动力可能制约工业结构变化.     

论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税制结构

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一国经济结构在不同时期所差异，相应地税制结构也应该有所不同。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深刻变化。但是，我国税制却未能适应这种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依据税制设计的一般原则，结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实际状况，现行税制应适时调整主体税种及其相对比重、应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所得税体系和地方税制体系。     

要素积累、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笔者采用逐步回归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表明曾经在发达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一再演示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变在中国迄今远未完成;这也意味着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要素积累方面转向要素结构变动方面,要素结构变动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改进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     

产业结构变迁、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

笔者应用偏离-份额法(SSA)将要素重置效率从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研究了1978年～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利用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对1990年～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迁的要素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要素重置效应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时间的变动呈现出三阶段的变化趋势;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轻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要素重置效应更为明显.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1978～2002年产业结构变化状况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引起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的相应变化.实证检验表明,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产业结构转换仍滞后于总量增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