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孽海花》的历史性和政治性

《孽海花》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品在＂历史小说＂、＂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甚至＂狭邪小说＂的层次上被接受。分析《孽海花》文本体现出历史性和政治性的高度融合和其广为流传的深层原因。     

论《姐妹们》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姐妹们》是乔伊斯的处女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乔伊斯所有小说的开端。然而在国内外,该小说被长期忽视、误断因此被低估,被认为是以莫泊桑和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该小说从异化主题、顿悟模式和＂显示＂叙事等方面显示其现代性,因此可以说它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先声。     

生态学视角下的《鲁滨逊漂流记》解读

从生态学视角解读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反映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导致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及男女两性的对立。这有助于重新思考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树立生态意识。     

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以包头医学院为例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在民族地区和民族院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课程,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教学实际,发现本课程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九八四》的语言特色和反讽手法

《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部具有预言性质的科幻小说,是20世纪以来最为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作品通过对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的描写,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社会,并设想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高度集权的社会,揭示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小说通过对每个人物的形象的刻画和新话的运用,使小说充满了讽刺意味。本文尝试分析《一九八四》的语言特色和反讽手法,去感受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展现的语言魅力和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     

以小说的方式言说文化：文化悬念小说价值阐释——兼评宋耀良《西夏谜城》

与传统悬念小说不同,新悬念小说包括知识悬疑小说和文化悬念小说,在满足读者的解谜欲之外,更多地着眼于人的求知欲,激发人的好奇心。这种类型小说中的文化悬念小说是国外知识悬疑小说中国化后引入的一个概念,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小说的方式言说文化。宋耀良的《西夏谜城》在文化悬念小说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作品以小说的形式来解谜一个消失的王朝———西夏,让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拥有过＂中世纪图书馆＂的黑城遗址和＂乍视字皆可识,熟识无一字可识＂的西夏文字等诸多西夏之谜在普通人的眼里绽放出生命的＂音容笑貌、歌舞哀哭＂。     

从象征手法看“冰山理论”——论《雨中的猫》与《白象似的群山》中象征手法的运用

海明威的《雨中的猫》和《白象似的群山》这两篇短篇小说运用了相似的象征手法,揭示了共同的主题。通过对这两篇小说中象征手法的分析,挖掘其＂海面下的八分之七＂,从而揭示小说的主题。     

论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忏悔”主题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垮掉的一代＂的宣言性作品。小说主题是多元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忏悔主题,忏悔情绪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本文主要分析了小说中流露出的对生活态度、爱情婚姻、人生理想的忏悔,探求以《在路上》为代表的＂垮掉一代＂的忏悔缘由。     

《尤利西斯》——“反英雄”的现代史诗

文章通过对荷马史诗《奥德赛》和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进行对比分析，说明了《尤利西斯》就是对史诗的反讽戏仿，体现了该小说的“反英雄”特征。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     

《项狄传》叙事结构分析

《项狄传》的叙事结构是反复偏离中的顺利进展。小说中的离题话探讨了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以及人类思维的内容、方式和表达习惯。《项狄传》解构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存在的必然性,暗示了小说开头和结尾的不确定性,指出叙事作品的中部曲折复杂,并非直线推进的。希利斯·米勒的叙事线条理论有助于分析、解释《项狄传》的叙事结构。     

试论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为,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具有“经济人”理性、行为选择的“个体主义”倾向和行政人员价值、行政组织目标的“特殊利益”定位。应以公共管理选择理论为借鉴,通过正视政府“自利”本性、建立“私利”与“公利”共客机制和加强公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措施进行行政伦理建设。     

效率与效率分析——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核心思想的透析

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代表着法律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其核心思想——法律的效率分析,准确把握了＂效率＂与＂效率分析＂在法律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对传统的法律分析方法和法律价值理念的革新,但对于＂效率＂与其他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的问题,该书没有提出明确的解答。该文在剖析其核心思想的同时,提出引入＂均衡理论＂解决法律价值冲突的设想。     

“偏离”与“调适”：增强地方人大履职效能的思考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地方各级人大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然而,受法制完备程度和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地方人大履职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法律的现象。在实践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职权与“实际”职权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雏视野下分析地方人大制度运行产生偏离情况的原因,为地方人大在“偏离”与“适度”间寻找合适的权力运行空间,明确重点工作,“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规范“党委动议、人大决策、政府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适当改革地方人大的选人用人机制,无疑有助于增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履职效能。     

“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强烈而自觉的互动。其间,离不开先进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文化自觉”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的一种必需。这既是社会学学科的品格使然,更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对异域思想文化的鄙夷和拒斥,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知之明”,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主性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应。     

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行业特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中国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实证研究了债务期限结构的行业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上市公司不同行业门类之间和同一制造业次类闻的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不是由个别行业的异常值引起的；（2）无论是行业门类还是制造业次类，绝大多数行业的长期债务比率较低；（3）规模比较大，管制比较高，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内的企业的长期债务比率相对于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内的企业较高。     

从“纯语言”与“可译性”解读本雅明《译者的任务》

本雅明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阐述了他独特的翻译观,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在巨大的冲击.本雅明的翻译观是建立在“纯语言”基础上.通过探讨“纯语言”与“可译性”,我们可以对《译者的任务》里本雅明所阐述的翻译观有更深入的了解.本雅明的翻译观虽然存在着某种神学气息,但其观点还是科学的,辩证的,对后来的建构主义发展以及未来翻译的研究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民间话语的显影与借用——从影片《喜盈门》与《喜莲》看乡村电影

八十年代初的《喜盈门》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喜莲》是两部成功的乡村电影,深受农村观众和城市观众的喜爱。它们都运用了民间话语结构“两兄弟的故事”（两姊妹的故事）,在《喜盈门》中,这种民间话语结构是影片借以表现的内容,而《喜莲》中却只是借用,没有展开。通过这两部影片,还分析了现在乡村电影不景气的一些原因。     

60年时代主题的重大变革——从“战争”到“和平”的大局统筹

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关乎国家在建设时期“中心任务”的抉择，是建国60年经验总结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与之后，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不同统筹观（即从“战争格局论”到“和平与发展论”；从“要准备打仗”到“集中力量摘经济建设”的巨大变革），对国际政治、尤其国内的建设格局以及台湾问题的处理方针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抚今思昔，在改革大势下。我们全面肯定邓小平的全局统筹观；继往开来，在历史镜鉴中，不等于轻率地否定1978年改革以前毛泽东的大局统筹观。这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辩证法。     

人权及环境之优先性：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及德姆塞茨外部性内部化问题重思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谈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以及“河流污染问题”，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谈到随便排烟造成环境污染，其实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因此不能够简单地用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更不能简单地以“费用高低”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倘若某厂商的生产活动对人的健康造成了损害，抑或对环境造成了污染（而这种污染又在环境的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范围之外），那么此时无论该厂商是否获利或者获利多少，都应该通过改进技术将这种负面影响内部化，否则，将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背道而驰。基于人权与环境的优先性，我们有必要对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及德姆塞茨外部性内部化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论余华小说《兄弟》中文革叙事的手法特征

在小说《兄弟》的创作中,余华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笔墨描写＂文革＂这个特殊时期,而其余三分之一则是在为＂文革＂期间发生的故事做铺垫。余华的文革叙事沿用了常用的儿童视角进行展开性的描写,但这种儿童视角已经是经过他的多部作品发展后的创作方式,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特点。在儿童视角的描写下,辅以群体的＂狂欢化＂描写和冷静的＂零度写作＂,让整部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读来深刻,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