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地区劳动生产率吗？

经济新常态下,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已成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措施。然而,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特征,即随着集聚程度的上升,集聚效应的大小及作用方向都会随之变化,这为相关政策的合理制定提出了难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能显著改善生产率？其空间差异、动态规律以及约束机制如何？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3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但集聚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仅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动态影响,而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可有效破解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约束,但这种非线性集聚效应亦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

作为工业部门的重要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工业化发展具体重要作用。为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立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的作用路径,采用2005—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考虑空间效应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就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仅表现为“本地效应”,而且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考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知识存量和改善市场环境这三条路径来作用于工业效率并助力工业效率的提升;（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助力工业效率提升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其对工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了城市FDI效率吗?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各城市FDI效率并研究如何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城市FDI效率。研究方法:利用DEA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260个城市的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FDI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FDI效率总体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近年来增长率有所降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城市FDI效率的提高,但对周边城市具有抑制作用,该影响效果在不同区域和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具有异质性特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提高了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规模效率,但近年来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显著,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城市技术进步促进FDI效率提高。研究创新:科学测算了中国260个城市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资本利用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FDI效率的影响。研究价值:为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城市FDI质量提供了有益借鉴。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通过形成规模经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引领城市科技创新等,有效推动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促进了城市集聚扩散功能的发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已经成为全球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为适应中心城市特征的变化,同时真实地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时代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规律性趋势,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中心城市等级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对不同等级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等级中心城市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遵循从全国性中心城市向地区性中心城市依次递减的规律;全国性中心城市对相邻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影响显著为正;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也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将能够有效地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差距

本文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了分解,计算了服务业中具有高度集聚性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再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是地区差距的重要来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综合效率提升

文章构建了包含城市创新水平的城市综合效率指标,并基于2010—2019年26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提升城市综合效率的假说.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综合效率的提升,其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区域更为显著.     

福建生产性服务业现状及集聚水平研究

中国在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不但能优化产业结构,还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而这些与集聚水平具有重要联系.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区,要明确自身定位,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核心区作用.因而,研究福建省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的现状和集聚水平进行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

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研究长三角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状和特征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最新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和Hoover系数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其内大部分细分行业都呈现集聚程度上升趋势,表现出地区差异化明显,居民服务、科研服务等行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整体和地区的Hoover系数都表明不同行业间不平衡性在降低,且指数与当地GDP水平、人均GDP水平均显著负相关。     

中国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比较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利用多个指标模型综合评判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总体呈现经济上的分异和空间上的趋同。2003-2014年间,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程度均有增加,并主要表现为外围地区拉动;京津冀、珠三角中心城市的相对多样化程度有不同程度提高,城市职能趋向综合化,外向生产性服务能力增强。进而三大城市群形成了"专业化中心+专业化外围"和"多样化中心+专业化外围"两种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空间集聚特征测度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在三大城市群内部集聚均呈不均衡的极化发展趋势。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处阶段影响,十余年间,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幅度最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区位吸引力最强;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平均集中率最高;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集中程度,相对于全国的平均占有率均较低,行业发展的相对优势有所减弱。     

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研究

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背景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尤为重要。考虑政府作用的情况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表现在制度协同、结构协同、空间协同、质量协同,推动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要建立政府间制度协同机制以构建都市圈创新生态系统,以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都市圈产业结构失衡,都市圈政府间要协同规划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园区和不断强化两个产业产出的质量协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空间布局形成路径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能够影响我国长三角地区空间布局的因素,因此长三角地区空间布局的路径变迁有依据可寻.据此,本文对长三角地区进行划分,比较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这两个指标,得到生产要素、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制度与环境这五个影响因素,探究三条可能的形成路径,以及提出发挥中心地区的辐射作用等五条对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在对产业协同集聚进行综合测评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4年相关数据为例,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关联、知识溢出、商务成本、中心城市辐射、政府干预、FDI以及市场因素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迥异;产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与空间的交互属性,而制度协同则是实现两大维度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为此,要切实推进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必须综合考虑行业特质、空间诉求及制度导向,实现城市间的整体统筹协调以及城市内细分行业的差别化指导。     

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分析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应与其内在发展规律有效结合,方能事半功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作为城市群发展的两大主要产业门类,其协同集聚水平决定了城市群发展的质量和成熟程度。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联系和空间互动进行定量分析,发现两者的供需关系是它们形成空间集聚的基本动因,但非唯一因素,知识溢出和劳动力池共享等外部性也是两者空间集聚的原因。未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理顺本地区产业分工链条,充分发挥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辐射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FDI溢出效应对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0年到2010年陕西省统计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FDI产生的溢出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产生的溢出效应会使生产性服务业增长0.43个百分点。由此提出通过FDI溢出效应这一渠道来提升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如增强经济实力,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市场环境,建立企业集群等。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本文以北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切入点,探讨可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进程的有效途径。首先,从发展现状、当前集聚水平以及资源禀赋等方面探讨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优势;其次,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间接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提出要将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作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引擎,进一步推动该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全方位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助力碳达峰?——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选取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视角分析产业集聚特征及对碳强度的影响,旨在探究推动碳达峰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与实施路径。结合经济学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碳强度的机理,并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强度存在时间上的累积效应和空间上的集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强度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方向与对本地的影响相一致;专业化集聚短期内可降低当地碳强度水平,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则是长期性的;各细分产业的集聚影响存在异质性,集聚程度越高的产业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也越强。此外,技术进步和政策冲击分别在短期和长期起到降低碳强度的作用。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优化低碳治理的区域协同机制,制定长效、可持续性的低碳治理策略,以及以技术创新与政策规制作为双轮驱动等政策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