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估算

当前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解读主要是从全国层面来进行的。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的关键是对潜在增长率进行合理估算和预测。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不仅从全国层面估算潜在增长率,而且还从区域层面估算潜在增长率。本文使用生产函数方法,以ARMA模型为辅助,对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速进行估算。研究发现：（1）从全国层面来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相对于以往将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为6%左右,这与中央所做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相吻合;（2）根据生产函数法,从供给侧来看,新常态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源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收益率下降带来的资本投入减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下降;（3）虽然从全国层面来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总体上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下降趋势,但区域层面则呈现出增长率分化的趋势。新常态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同步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基于长期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波动震荡的状况,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6月16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预计,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由于内需回旋余地较大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效防止经济增长率的大起大落。无独有偶,几天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在苏州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中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HP滤波平滑参数的选择及应用

本文首先概括介绍了潜在产出的测算方法,然后结合1952～2007年中国年度产出数据特征.讨论了应用HP滤波方法测算潜在产出时的平滑参数选择问题.平滑参数取100时的HP滤波器能更准确地刻画长期增长路径,平滑参数取6.25时的HP滤波器能更好地捕捉潜在产出的波动特点.对中国这样潜在经济增长路径波动较大的转轨经济国家,必须从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判断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两滤波器结合使用.最后,本文对中国1952～2007年特别是1982～2007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并对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及适度增长区间做了初步预测.     

经济潜在增长率

经济潜在增长率及其指标的重要性经济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劳动力、资本)条件下,且就业比较充分和通货膨胀不严重的情况下,各种资源的最优和充分配置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经济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趋势性变化,都会引起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出现变化。其中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和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起主要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率估计

对一国GDP及其增长率的估计常常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缘于对某些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数据的缺失、基层报告的不准确、抽样误差、“镜”统计的非一致性以及其他若干不可避免的因素。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中国GDP年增长率进行估计,并就近来对中国统计数据提出质疑和批评的种种意见做出回应。首先考虑统计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对     

围绕着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经济

贵刊上期封面故事《7．5％左右离潜在增长率有多远》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不是在一个人为设定的区间运行。     

地区经济结构各产业生产弹性与规模报酬分析

一、引言 在评价地区经济近年来经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时,人们都认识到地区经济要进一步增长面临着很大困难。产业结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不仅是地区经济的“九五”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在下世纪初能否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对地区产业结构研究,分析各产业产出弹性和规模报酬,有利于了解各产业劳动力和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利于比较各产业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的使用中的竞争优势和潜力;从而为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推进产业升级提供依据。     

房产税改革、商业用房产出弹性与宏观经济运行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商业用房和房产税的DSGE模型框架,将“房价下跌-商业用房持有量增加-总产出增加”这一影响机制纳入模型,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模拟结果来看,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低时,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变量均衡值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而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高时,改革对宏观经济变量均衡值主要产生正向影响。从动态模拟结果来看,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低时,改革所形成的冲击将使宏观经济变量以向下波动为主,而当商业用房产出弹性较高时,冲击将会使宏观经济变量出现明显的向上波动过程。     

信息化产出弹性的非参数估计分析

本文通过非参数模型局部线性估计,解决信息化与经济增长传统参数模型研究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给出不同要素水平下信息化产出弹性的非参数估计。实证表明,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显著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关于信息化是边际递减的;存在一个最佳信息化水平,之前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递增,之后缓慢递减。     

中国经济非稳态增长典型事实及解析

"卡尔多事实"总结了发达国家经济稳态增长典型特征,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呈现非稳态增长,不符合"卡尔多事实"。本文按照王诚(2007)关于典型化事实研究的研究思路,提出中国经济非稳态增长典型事实,并利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加以刻画和解析。通过推导时变弹性分解公式,解释1995年以来资本弹性上升、劳动弹性下降,是由于资本边际产出指数大于资本生产率指数、劳动边际产出指数小于劳动生产率指数的结果。研究认为,提升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报酬的比重,关键在于劳动报酬增长不慢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试图在建立中国经济非稳态增长典型化事实及解析方面做出初步探讨。     

时变弹性生产函数生产率分解公式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推导出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力、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之和;索洛余值在数值上等于中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与偏向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之和,也等于资本生产增长率与劳动生产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数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时变产出弹性。研究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促进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带有习惯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Carroll和Cuadrado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参数的合理范围,为目前实证分析的结论“经济的高增长导致高储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解说。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发现储蓄率将最终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并且其在趋于均衡的路径上不断向上攀升的。本文还发现,由于中国居民“好面子”、攀比之风盛行,使得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成为导致高储蓄的重要原因。另外,资本产出弹性过高、个人贴现率偏低和跨期替代弹性过小也是导致高储蓄的重要因素。     

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投入的产出效率比较

本文运用我国28个制造业在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基础上,测算了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投入的产出弹性。全样本数据估计出的企业R&D投入与政府R&D资助产出弹性相差4~5倍;以行业R&D强度进行的分组检验,得到前者是后者的2~8倍,而且还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其中在高R&D强度的行业,企业R&D的产出弹性是最高的,政府R&D资助的产出弹性却是最小的。动态估计得到了高R&D强度行业以往的专利产出会对当前的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其他行业却是相反的。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根据行业特征、企业特征调整R&D资助的方式和对象,政府R&D资助重点应放在规模较小发展前景较好的高科技企业上。     

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弹性的比较--基于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 model)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l）的计量方法,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1978～2003年的经济总体就业弹性和非农就业弹性进行估计,揭示了这三个区域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差异,论证了东部地区就业弹性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并对它们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利用客观因子分析法与主观打分法相结合,测度了1978-2010年中国经济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失衡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整体失衡水平呈U型变化趋势,五大结构的失衡水平不断恶化。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的失衡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负效应,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对于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效应。在未来发展中,通过产业结构与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的协调、有序、均衡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贸易、制度变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本文讨论了贸易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明显,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十分突出和重要。贸易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贸易除了直接促进经济发展之外,还通过影响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为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机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等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成熟的法治市场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的潜在产出、产出缺口及产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基于"Kalman滤波"方法的研究

本文介绍并运用“Kalman滤波”方法估计1979-2004年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产出缺口,然后根据这些结果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决定产出缺口大小的影响因素等,最后利用研究结果对我国2005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     

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拓展的MRW框架的分析

本文基于同时包含物质资本、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R&D资本的拓展的MRW框架,根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和R&D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以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健康投资对产出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估算了我国总量的生产函数以及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此外,本文还将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化,进一步考察了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要素重置、经济增长与区域非平衡发展

研究目标：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运用提出的测算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重点探讨要素错配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研究发现：2000~2013年要素再配置仅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9.2%,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积累和部门全要素生产率;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错配和要素禀赋分别可以解释区域非平衡发展的56.5%、30.7%和12.8%;要素完全有效配置将使得人均真实收入年均增加31.4%,但提升空间趋于缩小。研究创新：拓展传统经济增长分解方法并构建反事实框架研究要素错配的经济效应。研究价值：有助于深入理解要素配置在经济增长和区域非平衡发展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