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集体成员权优先还是私人财产权优先？——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观察

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质上具有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要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应坚持集体成员权优先的原则。对部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地区的考察发现,一些地方在股权时限上进行静态管理、允许内部无限制的股份转让和赠予以及未限制非集体成员继承股份,实际上偏离了集体成员权优先逻辑,偏向了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私人财产权优先逻辑,可能导致集体经济演变成为私有经济。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集体所有制的本质认识不足。应以户籍和生产生活关系为主要标准界定农村集体成员,基于农村集体成员的动态性实行集体成员资格和集体资产股权的动态管理;坚持股份转让的社区性和内部转让的限制性,非集体成员可继承的只能是股份内部转让或集体赎回后的变现收益,并对单个成员持有的股份比例设置上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重要措施,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创新,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效保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利益共享、保护严格、流转规范、监管有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的实现形式。把"共同共有"的集体资产变为"按份共有",赋予农民长期的财产收益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严格把握清产核资、产权界定;界定成员、统计农龄;股权设置、量化股份等关键性问题。     

贵州农村信用社改革现状和对策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从产权带制度和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在改善自身经营管理、提高收益的同时加大了支农力度，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产权制度、业务经营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应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改善“三位一体”的监管机制，完善经营模式，并有选择的将信用社改组成农村合作银行。     

成都市城乡一体化改革实践及启示

四川省成都市统筹城乡一体化改革围绕农村、农民、农业展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管理体制改革是重要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内容,其启示作用包括加快推进以农村土地制度为核心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设立专门机构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并轨,完善支农扶农机制。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的改革实践中村两委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在治理过程和交易流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且两者通常融为一体,形成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基层治理结构。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全域治理体系：以自治为基础,治理手段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以法治为根本,入市交易从隐形流转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德治为引领,地方精英通过“优生带差生”“党员带群众”等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村民自治进一步夯实和发挥村两委与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作用;以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农村农业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为准绳,通过法治进一步规范各主体行为和各环节流程;以培育和引导新乡贤为抓手,通过德治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家庭条件较好、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     

中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历程与新时代实践

我国农村地区的改革与发展应当建立在保护农民群众产权的基础之上。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中国农村产权制度这一核心内容,从基本概述、改革历程、改革存在的问题及问题成因、新时代优化策略等多方面内容对其展开详细的论述,旨在为从事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实践事业的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中国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与对策思考

中国城市化存在总体水平低、“农村内发型”城市化跛足，离农人口未实现彻底转移等问题。户籍管理制度、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造成以上问题的制度障碍。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我们应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重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不断增大,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中显现,并不断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尤其涉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方面的信访案件比较突出。探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从"人际关系理论"到文化管理战略--再论广东温氏集团的启示

古典管理理论忽视人的因素 ,以霍桑试验为经验基础的“人际关系理论”发现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但管理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只有建立在多元化、分散化和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基础上 ,才能形成一种新型的“集体合作主义”的企业文化 ,它是企业高效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和保障。这种制度文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优势和改革应取的方向。温氏集团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经济制度的变迁——以昌平区白坊村为个案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张,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较多困境.在农村进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在城乡接合部地区实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长久生活保障问题、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     

论析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利弊和未来改革取向

农地产权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基础,是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和国家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因素.本文透视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历史变革的轨迹,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取向.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经济分析

农村土地仅仅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或者土地是指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土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集体的多层次决定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性,模糊产权实际上留下了不清不楚的公共产权,会产生"公地悲剧"和强者取胜。"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理论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农村土地产权应该是明晰基础上的整合。     

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的主要障碍与核心问题——基于四川省典型地区调研资料的思考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建立的“统分结合”双层农村经营体制,“分”之后“小生产”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得以延续,农村产权制度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导致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植入困难,无法顺利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四川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实践表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日益多样化,农户的农业专业化与兼业化生产经营并存;虽然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方式使农村经营体制创新表现出多样化,但农村产权制度仍然是制度创新的主要障碍。因此,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应坚持“分”,创新“统”;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统”的层面,关键是要全面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浅谈

实践表明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根本出路。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创新、内在机制的建立健全和服务功能的转变均有赖于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虽然当前产权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但难度也不小，如信用问题、改革配套问题、资本市场的发展、补充资本金问题等。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途径是实行股份制改造。     

农村股份合作改革之法律视角初论——以农村社区几种具体改革模式为讨论基础

选择南海等地的衣村股份合作的实践为基础,考察农村股份合作的利弊得失。我们认为,通过农村股份合作改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能集中统一行使的目的,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转化为股权,并对衣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机构改造,保障了成员权的落实。但是,现行各地实践也存在诸多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农村股份合作首先要讲究公平,其次考虑效率,国家应从政策层面加强对农村股份合作改革的规范指导。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被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2003年在福建等省份试点的基础上,“十一五”期间将在全国全力推进。此次改革的重点是从明晰产权人手,重塑林业微观经营主体,建立以林农为主体的微观市场经营主体,放活山林经营权,落实林业经营者对林木的处置权,确保林地经营者的收益权。具体做法是将集体林地均分到户（联户）,实现“均山、均权、均利”和“耕者有其山”,以法律形式颁发林权证,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它具有类似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意义。     

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产权制度的理论分析

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产权安排表现出以股份制原则为核心,少量的保留合作制某些因素的特点。但是这种产权制度仍存在着产权主体缺位,产权转让没有实现市场化,商品化等问题,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按规范的企业产权安排原则完善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产权制度。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方向是股份制。     

王群琳教授

王群琳教授近年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代表作有：（1）“多种途径解决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2期）、（2）“论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与发展”（《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6期）、（3）“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缺陷及改革模式探讨”     

农村林地“三权”分置的实现方式与改革深化——对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与启示

林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制度变迁,当前的林地“三权”分置改革还处于探索深化中。林地“三权”分置的核心要义是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林农承包权的前提下放活林地经营权,改革实践中林地产权制度设计的差异主要在于经营权的归属主体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林地经营模式,即形成不同的“三权”分置实现方式。对股份制家庭林场、林地股份合作社+现代企业、林业共营制三种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表明,林地“三权”分置在明晰林地产权权属和权能的基础上,促进和改善了林地经营权的流转,进而优化了林地资源配置,转变了林业经营方式,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林农增收的同时,也促进了林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林地“三权”分置实现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的不同上,不同的实现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地区条件和改革环境。深化林地“三权”分置改革,不但要改进和创新“三权”分置实现方式,积极探索放活林地经营权的多种有效形式,还要进一步完善林地产权制度,并不断优化林地“三权”分置的改革环境和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