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3年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六个地区,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分析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竞争性贸易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以互补性贸易为主,而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整体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工业制品,而“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则差异较大。应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加强货物贸易合作的同时开拓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关系。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能否助推“稳就业”——基于行业间就业溢出效应的视角

将产业面临的外部需求与内部本地化集聚现象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引发的就业溢出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能够在城市内部行业间引发显著的就业溢出效应;（2）行业适度邻近容易形成更大的就业溢出效应;（3）劳动力投入结构差异及产业下游关联是就业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4）大中型城市就业溢出效应更明显,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显著弱化了就业溢出效应;（5）就业溢出效应在地区、城市群及行业性质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稳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对中东欧出口商品结构研究——基于中国商务数据库的数据分析

中东欧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有较强的影响力,研究中国对中东欧的出口商品结构,把握中国与中东欧贸易往来情况,对现有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尤为重要.中国商务数据网2014-2016年数据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对中东欧的进出口额在陆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和地区中都排第一;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比例极大,工业制成品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极大;中国对中东欧出口中,排名前五的商品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对中东欧进出口竞争力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中东欧出口的产业中有一半具有极大竞争优势,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大的产业占比约1/3,这些产业在中国和中东欧地区有较强的互补性.     

“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产品贸易促进效应

通过匹配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运用DID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并基于“五通”指数进行了机制分析，最后基于不同国家特质与不同文化产品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文化产品贸易；该效应主要通过“五通”机制中的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发挥中介作用，资金融通的中介机制尚不显著；该效应具有异质性，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国家的贸易中更为显著，且相较于创意型文化产品，对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贸易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及影响出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出口效率得到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贸易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此外,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潜力,对贸易阻力非效率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影响世界、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采用2003年～ 2012年64个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的关系.首先以主成分法构建基础设施评价指数来衡量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发现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正不断完善,区域差异在缩小;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1％,即能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0.01％,中国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2％;最后通过检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约有30％是通过完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来实现的.     

“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的区域经济效应——基于GTAP模拟的比较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已逾百个。参与国家众多、地域覆盖广泛使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不但具有国别差异,也表现出区域特征。将137个样本参与国划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非洲其他地区10个区域,采用GTAP10.0版数据和CGE模型模拟中国分别与各区域关税互惠产生的贸易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关税互惠使中国和相应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GDP均有明显增长,虽然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和中亚6个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但只有南亚区域的福利下降;中国与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区域关税互惠可以得到更多收益;参与区域与中国关税互惠的绝对收益（GDP增加和福利增加）与其自身经济体量及和中国的贸易规模有关,相对收益（GDP增长）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较低的区域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趋势。“贸易畅通”确实促进了中国与各参与区域和国家的互利共赢,且这种互利共赢趋于强化,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同时,应基于区域及国别特征采取差异化策略。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识别及实现路径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融合LMDI分解法和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能源强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国别增长结构抑制了整体能源强度的降低；(2)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在整体上降低了国家能源强度水平，且存在区域禀赋差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能源进口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更显著；(3)空间互动方面，能源相对价格提高在降低本国能源强度的同时会提升邻国能源强度；(4)数字化水平调节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视野下面向东盟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及贸易畅通效应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实施的大视野下,面向东盟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显得急迫而重要。基于中国在东盟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通过厘清“一带一路”倡议与面向东盟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在逻辑关联、内涵实质与现实困境,可从深化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象建构、借鉴他山之石制定特定形象战略、优化“自塑”形象设计与“他塑”形象干预、构建形象认同评估调适机制等多个维度,全面探讨面向东盟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现实路径及有效对策。良好国家形象的形成必然带来积极的中国—东盟对外贸易畅通效应,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这反过来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更好实施。     

贸易引力、社会嵌入与文化产品出口——来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综合社会嵌入性理论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将贸易引力模型中的经济因素作为层一变量,将社会嵌入性理论中的认知、关系、结构、文化和政治嵌入作为层二变量,采用多层统计分析工具,运用2002年～ 2014年中国与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核心因素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多由各国的社会嵌入性因素造成;GDP、贸易条件、科技应用水平以及认知、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还兼具间接影响;文化嵌入会削弱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结构嵌入能增强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削弱科技应用水平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因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嵌入性因素.     

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与贸易竞争力研究——对1995—2012年10类商品MS、RCA、TC和IIT的综合评价

根据Lall（2000）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进行商品分类,进而分别测算中国1995—2012年10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分析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和贸易竞争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保持传统低技术制成品强大竞争力的同时,部分中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基本成功;但商品贸易竞争力仍主要来自劳动力成本优势,且出口商品的产业集中度过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应促进各类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抢占其价值链的高端,并在某些中高技术产业重点突破,提高整体贸易竞争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