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3年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六个地区,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分析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竞争性贸易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以互补性贸易为主,而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整体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工业制品,而“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则差异较大。应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加强货物贸易合作的同时开拓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关系。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效率测算及贸易潜力拓展研究

文章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潜力，采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做分区域讨论，分别从贸易潜力大小、贸易效率高低以及贸易效率变动趋势的视角，对区域差异和重点国家做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潜力拓展、贸易效率提升以及实施差异化推进策略的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效率研究

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效率及潜力。结果显示,贸易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伙伴国的政治稳定性、中国对伙伴国的直接投资,以及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伙伴国的高税收负担降低双方的贸易效率。因此,应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制定有针对性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政策,发掘贸易潜力,提升贸易效率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及影响出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出口效率得到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贸易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此外,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潜力,对贸易阻力非效率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2000—2013年贸易数据,测算诸如国际市场占有率等4个指标来评估沿线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整体而言,“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沿线国家中印度、埃及与新加坡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强,而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阿联酋等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而分行业来看,中国在交通运输、建筑业等劳动及资源密集型服务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印度在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上竞争优势突出,新加坡在金融、保险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上享有竞争优势,泰国、马来西亚在旅游等资源密集型服务上优势明显。从影响因素来看,国内消费水平、资本存量、服务业开放度、政府行政效率、信息基础设施等因素的改善均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因此,应着力推进中国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培育和完善生产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业,为“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提供新动力。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及其结构性演进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12个服务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及其动态演进。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水平较低,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资本与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表现更为明显;一些在特定服务贸易部门显示出较高的比较优势与专业化分工指数,形成"一带一路"地区初步的服务分工与专业化格局。从时间累积变动幅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初始显著比较劣势的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上升较快;而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部门表现较为稳定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服务贸易比较优势较低且比较稳定,需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国服务分工与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     

"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及"十四五"展望

系统总结“十三五”时期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上升等主要特征。在“十四五”时期,应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及“一带一路”市场广阔等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出口竞争力日益提升、数字产业基础雄厚和数字经济市场潜力巨大等优势,增强数字技术与产业、贸易的融合能力,推动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和服务贸易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政策促进体系,加强数字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机制,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制定。     

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与比较研究--基于恒定市场份额和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分析

中日两国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对比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对加快东亚服务贸易合作十分重要。该文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法与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就中日两国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状态进行分阶段分析,得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存在差异、分类服务贸易出口倾向不同等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保护“幼稚”服务业等政策建议。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分析2000—2010年中国与韩国双边服务贸易G-L指数和MIIT指数,结果表明：中韩两国在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通讯服务等部门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在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部门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两国服务业的边际贸易有明显趋向于产业间贸易的变化趋势,说明中韩服务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劳动和资本要素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政府的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决定服务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改善贸易结构。     

贸易引力、社会嵌入与文化产品出口——来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综合社会嵌入性理论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将贸易引力模型中的经济因素作为层一变量,将社会嵌入性理论中的认知、关系、结构、文化和政治嵌入作为层二变量,采用多层统计分析工具,运用2002年～ 2014年中国与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核心因素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多由各国的社会嵌入性因素造成;GDP、贸易条件、科技应用水平以及认知、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还兼具间接影响;文化嵌入会削弱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结构嵌入能增强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削弱科技应用水平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因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嵌入性因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俄产业合作研究

使用2021版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采用出口增加值分解、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测度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萎缩”、新旧全球价值链交替过渡期以及国内大循环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俄罗斯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以原材料、能源出口为主的贸易模式,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水平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但并不稳定。中俄之间初级产业和制造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服务业互补性相对较弱。俄乌冲突促使俄罗斯“战略东转”的全球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萎缩”“重叠”“断链”迫使中国亟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俄开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合作前景广阔。传统能源产业可构建生产商或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合作模式,中低技术制造业可采用产业转移模式进行合作,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应采用协同发展现代服务业,共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融合的价值链合作模式。     

中国对中东欧出口商品结构研究——基于中国商务数据库的数据分析

中东欧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有较强的影响力,研究中国对中东欧的出口商品结构,把握中国与中东欧贸易往来情况,对现有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尤为重要.中国商务数据网2014-2016年数据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对中东欧的进出口额在陆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和地区中都排第一;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比例极大,工业制成品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极大;中国对中东欧出口中,排名前五的商品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对中东欧进出口竞争力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中东欧出口的产业中有一半具有极大竞争优势,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大的产业占比约1/3,这些产业在中国和中东欧地区有较强的互补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国与中亚贸易伙伴国贸易关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为加强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国家中亚五国的互联互通的成果，应充分发挥贸易的作用，由于我国与中亚贸易互补性较强，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建立我国—中亚自贸区，提升亚欧大陆桥的运营效率，突破陆上运输瓶颈，加强与国内其他经济带协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全面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今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难题,需要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和优化对外贸易的方式和结构,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宽合作领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可以通过与沿线国家构建"贸易共同体"的方式,立足于它们所在区域的具体情况,寻找极具特色的合作领域,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增强彼此之间合作的针对性和互补性,为我国最终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GVC视角下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具有紧迫性,鲜有文献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进行分析。在界定GVC视角下贸易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从综合水平和各子系统水平两个层面对“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偏低,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国家分别占样本总数的16%、52%和32%,但长期发展趋势向好,88%的沿线国家实现了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提升;不同国家在贸易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中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需重点和优先关注落后子系统水平,并全面促进各子系统水平协调优化。据此,提出了重视贸易高质量发展思想、着力培育贸易新型竞争优势等相关政策建议。     

新结构经济学与“一带一路”：转入国的筛选和转出产业的甄别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转出国人均GDP应为承接产业转出的对象国的1-3倍,筛选出“一带一路”沿线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以中国整体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21个国家可以作为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假如以中国各省市区作为产业转出对象,共有50个合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同时,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比较优势的阐述,通过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与中国中低技术产业的人均工资,筛选适合转出的产业,发现较适于转移出的产业主要包括食品与饮料、服装、纺织品、非金属矿物、基本金属、金属制品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