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浪潮之下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从1996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并购步伐大大加快，它们对国内企业特别是一些知名企业频频出手，逐渐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一个潮流。本文先分析这股潮流的背景、并购动因，再根据国内企业的内部生产资源实力和外部市场影响力，从战略的角度提出我国各企业在面对外资并购浪潮之下的应对策略。     

地区行政垄断与我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选取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我们发现:我国的外资企业的出口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即外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恰好相反。而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则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预测。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地方行政垄断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对这一悖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性行政垄断对我国外资企业的诸多限制及政策引导,扭曲了企业的出口行为,是形成"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对东道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声誉、出口商品结构以及生产规模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但表现出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企业生产率对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利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目录》和西风（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匹配后的数据,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并进一步根据融资约束差异对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选择海外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新建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2）生产率的这种影响机制在不同地区/行业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企业或制造行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3）融资约束弱化了企业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作用。     

FDI对湖北省服务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随着服务业国际国内转移步伐加快,大量外资涌入我国中西部地区。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随着外商在湖北省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必将带动湖北省整个服务业的优化升级。湖北省应抓住机遇,把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成功实现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本文基于协整理论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重点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是内资企业出口增加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结论支持了投资和贸易存在互补效应的观点;从动态分析的角度看,短期内外资企业主要通过出口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产生影响,而在长期,外资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     

FDI、对外开放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1990—2010年我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FDI和对外开放并没有协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FDI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却没有成为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因素,对外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不显著;进一步地,通过Malmquist指数法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发现FDI通过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这两种路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均不明显,而对外开放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改善路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后,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FDI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FDI对中部六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VDI的产业结构分布现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六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后就如何利用FDI更好地推动中部六省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展开讨论．提出相关建议。     

FDI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运用1985年～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地区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对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2000~2013年OECD 31个国家和中国的样本数据,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出口技术复杂度将提高0.08%;国内技术进步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开放度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的积极因素。本文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双重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外资进入影响行业工资差距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来自中国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出口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研究了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型的出口企业获取生产率溢出的对比情况。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各年度的出口均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对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且能够显著改变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变动轨迹。其中,企业第一年初始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最大,之后呈逐年降低态势。在此基础上的分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初始出口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出口均能显著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则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均能通过出口显著地提高生产率,其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外资企业。     

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中东欧16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3~2014年中国对中东欧16国OFDI以及3位SITC编码的200多种产品出口贸易数据,采用Haussmann等(2007)的方法测度中国对中东欧16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以两国人均GDP、贸易距离、出口总值以及合作机制等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国对中东欧16国OFDI显著促进了对该区域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而且中国人均GDP、出口总值均起到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16+1合作作为中国首次进行次区域合作机制,显著提升了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FDI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2004—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溢出效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主要原因是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生产微笑曲线的低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自身的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     

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基于扩展的新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

资金短缺与信贷约束同生产率一样,都是企业国际化路径的绊脚石。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构建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融资成本的增加要求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较高的负债资本比对企业国际化有抑制作用,且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应发展金融市场,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绿色化转型需求和价值链升级难题,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化转型对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绿色出口结构和提高成本加成三个渠道提高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异质性。     

新常态经济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本文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比较新常态经济模式和传统经济模式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异明显,存在省际、 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在新常态经济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