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和农户满意度视角下的科普服务减贫效果研究 ——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的实证分析

科普服务凭借良好的减贫效果以及有效抑制贫困人口返贫的作用,对全面脱贫后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基于陕西省的596份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究了社会资本和农户满意度对科普服务减贫效果的影响,并探索了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科普服务的减贫效果以及农户对科普服务的满意度良好;(2)农户满意度对于科普服务的收入减贫效果以及多维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关系网络对收入减贫效果和多维减贫效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信任仅对多维减贫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社会资本可以直接作用于科普服务的减贫效果,也可以通过影响科普服务满意度间接提升科普服务的减贫效果.本文提出培育农户社会资本和提升农户满意度建议,以实现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     

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从哲学高度来界定贫困概念,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构建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多维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因其具有的良好性质而被广泛应用。各国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上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较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应进一步深化多维贫困理论研究,继续开发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并积极展开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和减贫政策研究。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多维视角,在分析农村贫困存在着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多维农村减贫的机理,进而从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6年广东、湖南、广西等九省普惠金融指数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创新金融产品和流程,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减缓的目标。     

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基于动态门限回归模型

民众创业不仅是农村减贫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前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鼓励的农民增收措施.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收入、教育与医疗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民众创业对中国各省份的农村多维贫困存在显著的动态非线性影响效应.其中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阶段,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削减作用较弱,甚至出现个别指标不显著.但突破门限值达到较高阶段后,民众创业对农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的削减效应均显著增强.但在市场化程度的高区制,民众创业通过促进城镇医疗机构的发展,"挤出"农村医疗设施,加剧了农村医疗贫困.进一步发现生存型创业比机会型创业有更低门限值,且机会型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作用更突出.政府部门应采取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多种措施鼓励民众创业,尤其是鼓励机会型创业,以发挥民众创业的减贫效应,这能较好地降低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并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公共转移支付的城乡减贫效应差异分析——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脱贫攻坚任务到了“要啃硬骨头”的阶段,作为传统减贫手段之一的公共转移支付还能否有效发挥城乡家庭多维贫困减缓效果成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就财政支出中的公共转移支付能否减缓城乡家庭多维贫困状况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2010年至2016年间的四期CFPS数据,基于A-F双临界值法识别出城乡多维贫困家庭,控制了户主和家庭特征变量,以政府补助额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Logit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公共转移支付能够通过增加家庭医疗、教育支出和现金存款的方式有效减缓农村家庭多维贫困,但是对于城市贫困家庭却不尽理想。为了减缓城乡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本文提出了增加公共转移支付额度、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重点应该偏向农村贫困家庭、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补助等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作用。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与科学路向

城镇化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缓慢起步阶段,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对减贫的效力不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力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但城乡差距也被拉大;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由“减贫”向“脱贫”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应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尤其应重视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和完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事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并着力推进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1990年代以来湖北省贫困指数的测算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多维贫困视角

从多维角度来分析贫困和制定反贫困政策,对于湖北的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等4个维度11个指标测算了湖北省贫困发生率,研究表明湖北省贫困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做饭燃料、卫生设施、饮用水指标上的贫困程度较高,并且高于收入贫困。另外,数据表明女性户主和男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的差异不明显,城市多维贫困率较农村而言上升较快。建议湖北省反贫困重点应从关注收入转向教育和健康,并且不可忽视城市多维贫困问题。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基于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的个案分析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村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与治理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贫困农户微观数据分析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户的显性贫困维度得到改善的同时,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隐性维度仍存在较深的剥夺,尤其是体现在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上;在有限扶贫预算和单一基层政治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瞄准机制的内生缺陷。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贫困剥夺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维度上各有侧重,微观差异明显。走出贫困治理的新困境需要调整扶贫策略,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提高多维贫困识别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分类施策;实现扶贫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有效衔接;优化基层政治考核机制,建立与村庄微观特征相兼容的多维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基层乡村的贫困治理能力。     

山区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性的感知度：基于甘肃省4县区的调查

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主要揭示农户面临危险、冲击和压力时所表现出的抵御能力、易受灾程度以及所处的某种软弱状态。本文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IFD）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分析为基础,在对甘肃省4县（区）468个农户调研的基础上,量化分析了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特征,结合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的生计资本脆弱性感知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非常脆弱,突出表现在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存量上;农户对金融资本缺乏的感知度最为明显,物质资本次之;对于低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力资本也异常脆弱。脆弱的生计资本严重影响了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基于甘肃贫困山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对甘肃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在缓解农村贫困中的多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减少绝对贫困发生率,提高流动者本人及后代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农业要素的使用,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方面都有着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中国农村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基于剥夺和需求的视角

2000年以来,我国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农村致贫因素以及贫困表现形式都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贫困的识别已经从静态收入需求单维向动态多维转变。运用Alkire和Foster关于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构建包括教育、健康、卫生条件、生活状况等7个指标的农村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选取6个年度CHNS面板样本数据,分别从剥夺视角和需求视角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识别、追踪和分解。前者分析农村多维贫困情况,并对致贫因素进行甄选;由于目前收入仍然是衡量贫困的核心指标,所以后者从需求定义出发,对贫困人口的不同贫困程度进行研究,考察非收入贫困群体中存在的隐性贫困问题,依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贫困的多维测度及治理

通过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测度和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创新性地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测度中国城市多维贫困,并进行相应分解。通过梳理当前的城市扶贫政策和总结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特色,认为多维治理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最终归宿。针对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提出在多维贫困测度的维度上应从收入、教育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及差异分析

探索金融缓贫路径、明确金融缓贫路径差异对总结扶贫经验、提高金融扶贫效率、推动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陕西省各县为样本,采取多维指标测度金融发展及贫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与县域减贫的关系,同时研究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机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缓解贫困,还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间接缓解贫困;县域金融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存在差异,其直接缓贫效应在非贫困县作用更强,在贫困县金融缓贫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贡献基本相当。     

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居民的多维贫困——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基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选取四个维度9个贫困指标,运用自助法（bootstrap）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和城乡差异,并对不同收入组的多维贫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交通、卫生和生态基础设施均具有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2）基础设施降低了农村住户的多维贫困,但是对城市住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明确。（3）交通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周期变动的规律,卫生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逐渐变小,生态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4）社会不安全加剧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多维贫困状况。（5）卫生基础设施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对高收入组的影响却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