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冲击

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政策的冲击 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政策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中央银行货币(即法币)的垄断发行权,以及随垄断发行权所带来的铸币税收入两个大的方面。 (一)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垄断发行权的冲击 一般而言,各国的货币都是由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垄断发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垄断发行权是一国货币主权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实质上就控制了基础货币量,进而影响到长     

浅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不足、权力寻租现象比较突出以及行业垄断等。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民生财政，治理腐败与权力寻租问题。     

寻租、分配关系失衡及其矫正对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峻,这与寻租形成的行政垄断、腐败及权力资本化密不可分。改变寻租导致的分配关系失衡现状必须找到寻租的根源,加强对公权力的制度约束是解决寻租的根本之策,只有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     

浅析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寻租活动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垄断寻租、税收寻租、财政支出寻租等行为或活动,造成浪费资源、拉大收入差距、滋生腐败等消极后果。要有效遏制寻租的蔓延,必须推动政府转型、提高官员素质、打破行业垄断、完善法律制度。     

权力是导致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不均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产生，但不公才是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和高涨的真正原因。收入分配是利益分配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限制权力对资源和财富的垄断。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初探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市场经济下的收入分配公平应该理清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关系,为实现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创造条件;要理清收入分配公平的标准,构建公平的收入分配范式;正确看待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和谐。     

中国经济需要制度性变革——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

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三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第一方面是收入再分配。第二方面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在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让民间资本充分进入。第三方面是要加速推进国内各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我国财富分配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严重失衡,收入差距并不是个人因素所导致,而是隐藏其背后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目前的分配模式呈现着鲜明的权力性质,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说,政治权力的中心就是资源的中心,就是分配中心.这种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所有权垄断如果不改,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只能是技术性的小修小补.     

浅谈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及改革措施

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分配过程向政府倾斜、劳动者报酬偏低、财富过度集中、城乡差距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悬殊、税收再分配功能不足都是现行分配制度不公平的表现,已经影响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奢侈品行业对调节贫富差距有很大潜力,要扶持本土奢侈品品牌发展。文章对此提出税制改革、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支出、发展现代农业等针对分配问题的改革措施。     

试论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一国政府授予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垄断发行权,使得中央银行的负债如同黄金白银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其他银行的储备,随后政府持久性地取消了中央银行负债的可赎回性,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也就成为不可兑现的货币。本文先从货币发展史着手,分析了现行基础货币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和各商业银行的负债,再进一步讨论基础货币与中央银行的诸多关系。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配的公平也已成为社会普遍的期盼。文章通过三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发现,权力失衡是造成博弈各方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而且随着分配蛋糕的扩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会变得更严重。基于对实验结果的考察,文章认为,我国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提高博弈各方的合作率;并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保证回应者拒绝权力、提高权力获得的公平性和创造双向自由选择博弈对象的条件等三方面的建议。     

行政垄断造成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机理分析及治理对策

目前，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严峻问题。本文以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这一现状为出发点，分析了导致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原因——行政垄断，认为垄断行业依靠行政垄断地位而取得高收入并造成了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文章重点分析了行政垄断造成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机理，最后提出了治理行政垄断的若干对策建议：科学有效地实行政企分开；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垄断水平；科学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     

产权制度、管理体制与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

对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内在关系与机理的分析证明,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和社会资源(包括资产和资本)在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二次分离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导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国家和社会公民的公权力与所有权被演变转化为政府行政管理权和资本控制权,即社会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实际控制权。它们决定着国家资源和社会权利的初始分配,也决定着生产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权力结构决定着分配结构,经济权利的分配是最根本的分配;强化国家公权和确定全体社会成员的民权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没有权力结构的平衡就不可能有收入分配的均衡。     

正确认识我国的通货膨胀

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正确认识,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即通货膨胀不可取,通货膨胀不可免,通货膨胀不可怕,通货膨胀不可纵.一、通货膨胀不可取不论是温和的通货膨胀,还是奔腾的通货膨胀,都不应成为我们的政策主张,这是我们对待通货膨胀首先应树立的一种观念.1、通货膨胀引起货币收入再分配,造成分配秩序混乱.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居民的名义收入必然与其实际收入发生较大背离,降低收入分配的透明度.一方面,在货币收入高于实际收入增长,即高于物价上涨幅度时,人们也会产生抱怨,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大多出现在通货膨胀时期,它使居民不能明显、有形地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利     

安徽省属高等学校发展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由权力资本、城乡分割、地方垄断、行业垄断以及灰色收入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基本原因。当前应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西奥多·罗斯福的反垄断政策分析与启示

当前,我国石油、金融、电信等行业存在突出的垄断现象及由垄断衍生的各种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民经济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破坏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西奥多.罗斯福任期内的反托拉斯改革措施举世瞩目,并卓有成效。分析罗斯福的反垄断政策,借鉴其经验,对我国反垄断具有一定的意义。     

何凤秋: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总体考虑重点突破

何凤秋: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工资福利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打破垄断,根治腐败,这是最关键的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大家关注和期待很久了,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难点在哪里?何凤秋: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谈今年重点工作时,将解决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政府要抓的首要大事提出来。收入分配改革是民生大事,也是政治问题,影响深远,是固国根本。全社会连     

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北大核心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收入逆向分配与财税制度完善

税收和转移支付是政府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实现“调富济贫”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现阶段的财税制度安排仍然存在缺陷。造成对收入再分配作用的微弱、失灵甚至产生了收入逆向分配。因此，必须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弥补财税制度缺陷，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     

规范垄断行业收入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近年来,迅速扩大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很多研究表明,以行政垄断为主要因素所导致的行业差别是引起近年来我国城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行政垄断的力量之源在于政治资本,亦即政治权利在经济中的过度介入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分配。作为行政垄断之源的政治资本与收入分配无疑是正相关的,甚至政治资本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其在重塑收入分配秩序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