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现在与未来

从企业作为被动的经济主体向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转变是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更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本文分析了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比较了政策机制、公众偏好、利润动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制定符合不同类型企业实际、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提供理论基础.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投资规制政策的缺陷与不良效应——基于中国钢铁工业的考察

本文系统研究1994年以来旨在防治“产能过剩”的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理论探讨表明此政策存在三个缺陷:一是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二是相关部门不可能进行准确预测和制定合意的投资规划;三是这一政策会干扰市场过程,并导致不良后果。对历次预测的考察表明: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的预测与规划一直与市场实际运行存在很大偏差。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HP滤波分析进一步揭示:此政策阻碍了市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自发调整,造成一些不良政策后果,采取此类政策应审慎。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煤炭上市公司数据

煤炭工业是我国的重要基础产业,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建立适当的薪酬分配制度是提升治理有效性并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煤炭企业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以2011—2020年A股煤炭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煤炭企业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的薪酬差距越大,企业进行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小,验证了社会比较理论在我国煤炭企业中的适用性;且该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会随煤炭企业受到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加而减弱。进一步发现,与煤炭企业CEO和其他所有高管间薪酬差距相比,CEO与关键下属高管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对被规制企业经济绩效等带来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

传统的假设认为,环境规制必然会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本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了技术系数,模型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成本。这暗合了迈克尔.波特的观点——环境规制能使受规制的企业受益。企业内生的技术变化会使波特假设变得可行,而外生的环境政策如果产生与波特假设一致的效果,则该政策不一定最佳。海尔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从遵守标准到制定标准,其产品成功地进入了欧美市场,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应对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壁垒,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竞争优势。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企业自愿环境规制的动因分析

自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之后,自愿型环境规制应运而生。企业自愿环境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国际环境规制体系、本国政府、行业和社区相关利益团体的压力与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基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和员工学习与成长等绩效层面的考虑。     

政府环境规制、 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基于演化博弈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包括政府、 银行与企业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推演得出政府环境规制、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重污染上市公司 2012～2018年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银行利率定价有显著负向影响; 企业环境治理会显著降低银行利率定价; 企业环境治理在政府环境规制和银行利率定价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相比于低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企业, 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中, 环境治理的中介效应更强。     

环境投资与经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科技型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科技型上市公司2009～2014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对环境投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社会责任的视角入手,对科技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状况和环境投资的披露状况进行分析,将环境投资与经济绩效指标分类进行细化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型企业环境投资与宏观经济指标不存在线性关系,对公司营运能力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废弃物污染治理投资、环保专项基金、环境税费与公司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盈利能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环保设施及系统投资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清洁项目投资和生态建设及绿化投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因此,科技型企业积极开展废弃物污染治理、成立充实环保专项基金、据实承担环境税费,能带来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双赢。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规制承诺不确定条件下的电网投资效应及其政策设计

本文研究规制政策不确定条件下电网投资效应问题。通过对投资回报率规制政策下规制机构与电网企业的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了电网企业和规制机构分别限制投资和改变规制政策或承诺的最优均衡解．从而得出了规制承诺或政策不确定条件下存在投资不足效应的结论。为了促进电网投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规制机构应该用效用函数重新定义投资均衡，将供求均衡状况因素引入投资回报率规制政策中．制定和执行弹性而可信的规制政策。     

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企业区际间转移决策研究

污染企业的区际间转移是协调经济发展和缓解环境恶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企业在进行转移决策时, 不仅要考虑政府环境规制, 还要考虑转入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行为。本文构建了转入区公众与转移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发现：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成本的大小及可获得的精神收益和转移支付是影响转入区公众决策选择的主要因素; 污染企业的转移成本与转出、转入两地区环境成本的比较是影响污染企业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     

数字化转型、投资环境与创业投资——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本文将投资环境细分为信息环境、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并基于双重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影响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并且市场化水平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信息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业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账面价值、市场价值和创新产出,为数字化转型和创业投资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利用中国2001～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进程、环境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口城市化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比土地城市化更为直接;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总体刺激效果不佳; 不同地区的大气污染受城市化、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表现的最为敏感,其 城市化和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均有显著的冲击作用,中部地区只有城市化与大气污染联系紧密,而西部地区无论城市化还是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反应都极不敏感。